高丽大学劳动大学院院长朴志淳(图)13日表示:“正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带来困难,现在才是制定新劳动标准的最佳时机”,“应推进以flexicurity(灵活安全性)为基础的劳动改革。”灵活安全性是劳动灵活性(flexibility)与社会安全网(security)相结合的概念,发源于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并扩散至全球。但在韩国劳动界至今仍被视为禁忌词,讨论毫无进展。朴院长还强调:“经验法则是,劳动改革只有能够说服工会的进步政府才能做到”,“我们也应像欧洲那样由进步政府主导劳动改革。”朴院长当天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劳动的时间和场所界限正在消失,产业结构也在急剧变化,但劳资双方仍被困于制造业时代制定的劳动基准法之中”,“需要聚焦新劳动标准的‘新常态’。”他还建议:“在提高劳动灵活性的同时,应配套强化适应平台劳动等新型劳动形态的社会安全网。”
朴院长表示:“在欧洲,进步政府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flexicurity”,并强调德国、荷兰的劳动改革均在进步政府时期实现,文在寅政府也应说服劳动界。德国实现哈茨改革,正是格哈德·施罗德总理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权上台之时。荷兰方面,1982年主导瓦森纳协议的荷兰工会总联盟委员长维姆·科克于1986年出任工党党首,并在1994年至2002年担任总理期间延续了劳动改革。
朴院长还批评文在寅政府过度以政治逻辑推动国际劳工组织(ILO)核心公约、非正规职转正等政策。朴院长指出:“我们应当学习的是追求劳动改革的21世纪欧洲,而不是对1980~1990年代欧洲的怀旧。” /边在贤记者 humbleness@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