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处境非常独特。美国未能阻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扩散,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以部分大州为中心出现的爆发式增长。白宫疫情应对小组的安东尼·福奇博士强烈建议若干州认真考虑“重新实施经济封锁”。
相反,不仅德国、韩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其他经济强国的确诊病例早在两三个月前就已急剧减少,此后一直维持在低水平。美国依然是一个“例外”的国家。但这已不再是褒义之词。
为理解这种局面为何出现,先看看美国做得好的地方。第一是经济刺激。尽管存在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两极化现象,国会仍以两党共识释放了2.4万亿美元规模的灾难救助资金,美联储提供的流动性则远超此数。按总额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资金投放。这正是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糟经济状况之际,股市却几乎没有剧烈波动的原因。
如此巨大的刺激规模,是以美国所拥有的力量即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美国经济体量庞大,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正是救助支票易于发放的原因。
而在其他所有领域,美国政府则彻底失败。这不只是未能为联邦机构提供凝聚力、未能协调各州政府的唐纳德·特朗普和白宫的问题。从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到联邦韩国保健福祉部以及州政府高级官员,都以各自的方式尝到了惨败的滋味。
与许多人预想的不同,美国人顺从地接受了大范围的经济封锁措施。然而这种“承受痛苦”是为了给政府争取时间,以建立检测体系、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实施必要的隔离措施。隐含的前提是,一旦解除封锁,政府将追踪病毒并阻止再次扩散,使人们得以回到此前的日常生活。然而政府浪费了宝贵的时间。5月特朗普宣称“将把检测扩大到每天500万次,让任何人都能在沃尔玛或CVS门店接受检测”,但这与现实相去甚远。联邦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停留在40年前的水平,但这类统计数字掩盖的比显示的更多。因人口老龄化,社会安全网、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项目支出和医疗费用飙升,但多数联邦机构尽管角色与职责扩大,却饱受资源严重枯竭和人力短缺之苦。加拿大、德国等以比美国快得多、直接得多的方式把救助资金送到本国国民手中。相反,美国人却只能登录甚至无法正常运行的网站,一边确认何时能收到支票,一边度过焦躁的等待时光。
美国GDP相比1950年代增长了整整7倍,但人均联邦雇员数反而减少了。尽管如此,政府几乎不进行新的招聘。据布鲁金斯学会报告,预计从现在到2025年间,联邦政府人力的三分之一将进入退休年龄段,而30岁以下联邦雇员所占比重仅为6%。要在与疫情的斗争中取胜,并不一定需要庞大的行政机构。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看属于相对小的政府,丹麦、挪威、德国则是较大的政府,但它们都应对得很出色。这些国家的官僚机构的共同点是:不仅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还行使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并且不受过度管制。它们是由具备专业见识、备受信赖的专家组成的群体。确立了美国官僚主义文化的罗纳德·里根常爱说一句玩笑话:“英语中最可怕的话就是‘我是政府公务员,我来这里是为了帮您(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
疫情是提醒美国有必要强化政府能力的警钟。而我们应追求的目标不是大政府或小政府,而是聪明的政府。如今美国拥有的是愚蠢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