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应鲁(1904~1989)的创作始于水墨画,进而发展为随风摇曳的竹叶般律动的人形,而在监狱中变得更加坚实。因东柏林间谍团事件而受牢狱之苦的他,用吃剩的酱油在报纸上作画,用饭粒塑造雕刻。尽管因国家暴力的典型形态——政治阴谋而饱受磨难,但他没有以复仇与愤怒来回敬暴力,而是以赞颂生命的创作加以战胜。1970年创作的木雕《群像》,宛如衰老身躯中肌肉尽失、皮包骨般裸露的骨节,令人怜惜,同时又以圆润相互依附的造型美感传递温情。
在教科书中被介绍为“我国最早的女性西画家”的罗蕙锡,挺身对抗父权制这一即便过了100年至今依然顽固的社会壁垒。在看似心事重重的罗蕙锡自画像旁,放大悬挂着她所绘的插画。戴着斗笠的男性们对着走在路上的新女性窃窃私语、指指点点,那指头甚至越过画框直指自画像中的女画家。抵抗的态度本身就成了创作。关注小市民生活与社会荒诞的雕塑家具本柱,则以创作留下了忙碌到几乎要飞起来、可下班路上却被逼到无路可走的墙角的公司职员——那可能是任何人的形象。
首尔大学美术馆通过策划展“在大流行之中追问艺术之路——创作”,展出14位艺术家的80余件作品。“最初想到的展览标题是《当态度成为创作》”,首尔大学美术馆馆长沈相龙表示,“这些艺术家以来自经验的态度及由此形成的艺术创作属性,没有迅速让自己搭上当代潮流或成为英雄,反而让自己变得迟缓而艰难,而正是因为这种‘迟缓’与‘延迟’,他们才得以成为艺术劳动者(Art Worker)。”这令人想起瑞士出身的策展人哈拉德·塞曼于1969年策划的传奇展览《当态度成为形式》。在20世纪后半叶这一决定性展览之后,“只要有态度,无论是什么都能成为艺术的‘头脑中’的艺术”成为现代美术的主流。
然而,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扩散,身体的制约、身体与经验的意义重新受到关注,本次展览正是以此为契机,回望“美术家的创作究竟特别在哪里”。这也是一场对“创意”使艺术家艰辛努力与创作过程变得无力的近期司法判决等敲响警钟的展览。沈馆长强调:“创作源自态度,但态度并不就是艺术”,“态度要成为艺术,必须经过‘创作’这一存在论上的转译以及物理或身体的实现过程,塞曼的《当态度成为形式》是源于对这一决定性过程的无知而产生的低估的产物。”
“矿工画家”黄载亨认为亲身体验他人的痛苦是理所当然的,27岁时便前往太白,亲眼确认煤矿的坑道深处,如今仍在那里创作。李镇雨则在木炭上层层涂贴韩纸,再以钢丝球不断敲打完成作品。
金昇永将一辆旧汽车的方向盘部分置于数百个指南针之上的装置作品,触动了那些明明握着能指明方向、能驶向任何地方的方向盘却仍在彷徨的现代人的心弦。将为伟大功绩而建的纪念碑转化为献给无名者的“琐碎纪念碑”的洪淳明,七次往返彭木港,把捡拾收集来的石子、树枝、浮标和垃圾捆在一起,用画布包裹,描绘出那些“被遗弃之物”所目睹的风景。在展厅见到的洪淳明说:“因为疫情无法参加国外驻留或海外展览,但艺术家本就习惯独处,反而成了闭门于工作室、专注创作的机会。”展览持续至9月20日。 /赵祥仁记者 ccsi@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