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检察-媒体勾结”疑案,检察搜查审议委员会召开申请出现三次这一前所未有的情况,再次引发有关需改进搜查审议委制度的指摘。该制度本为制衡独占起诉权的检察机关而设,但有人担忧其与初衷相悖,反而造成检方侦查被舆论战裹挟的副作用。
据法律界13日消息,民主言论市民联合于10日以举报人身份,就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刑事1部(部长检察官郑振雄)正在侦办的所谓检察-媒体勾结案,申请召开搜查审议委。民言联方面表示:“就本案嫌疑人之一、前Channel A记者李东载一方提出的搜查审议委召开申请,我们作为举报人为积极表明意见而另行提出申请。”李前记者于8日向检方申请召开搜查审议委,上月25日本案参考人身份的前Value Invest Korea(VIK)代表李哲也曾提出申请。至此,检察-媒体勾结案的举报人、被举报人、参考人均已申请搜查审议委。
法律界担忧,在此前李在镕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一方申请召开搜查审议委后,该制度将被滥用。因为该副会长一方开创的先例,使各处纷纷提出搜查审议委召开申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此次被三度申请召开的检察-媒体勾结案。有人指出,应以此为契机反思搜查审议委制度,寻找改进之处加以完善。
首先,最大的担忧声音是今后每逢政治敏感事项,该制度是否都会被滥用。搜查审议委制度的设立,原本是为在国民关注度高、或存在机构间冲突隐患、检方难以独自作出侦查或起诉判断时使用。其宗旨是为减轻政务负担而参考第三方视角,换言之,这与专业检验检方侦查法律适用妥当性属于不同层面。搜查审议委的审议委员主要由普通市民构成,也正源于此。
检方直接申请召开搜查审议委,可通过将政治判断交由第三方,达到不受外部影响动摇的效果。作为侦查主体的检方传递的信息是“不愿被动摇,第三方作出判断我们就照此办理”。这可为检方侦查增添正当性。
相反,案件当事人申请搜查审议委可能产生反向效果。当事人申请的前提是“不信任检方侦查”,与检方申请召开相反,这是贬损检方侦查正当性的主张。因为其传递的信息是:不信任侦查,故交由舆论裁断。
李在镕副会长涉集团经营权非法承继疑案的侦查,也由此从侦查机关与嫌疑人之间的法理之争转变为舆论战。当时据传侦查组的方针是对该副会长申请逮捕令并提起公诉。对此,该副会长一方通过召开搜查审议委,呼吁从非检方的第三方视角审视本案,将期待寄托于舆论。上月26日,搜查审议委作出对该副会长不起诉的意见。检察-媒体勾结案也由案件当事人直接申请召开,故无论结论如何都难免成为舆论战。三星集团案与检察-媒体勾结案两起案件均被质疑检方侦查的正当性,可以说与检方最初设立该制度的初衷完全相反。
一位检察官出身的律师表示:“旨在帮助不受政治影响、仅依法律进行侦查的搜查审议委制度,结果反而使其受到更大的政治影响。”不过另一位律师也提出意见:“在检方独占起诉权的体制下,嫌疑人等案件当事人好歹能以这种方式从侦查阶段起进行自我辩护,即便初期存在混乱,也比没有要好。”
也有指摘认为,此次检察-媒体勾结案出现三次搜查审议委申请属于行政资源浪费。各案件关系人之所以分别申请召开搜查审议委,是因为除申请人以外的其他案件关系人未必需要出席。根据运营规则,申请人必须出席搜查审议委进行口头辩论,而其他案件关系人若无审议委员要求则不能出席。民言联和李前记者一方均因这一制度漏洞而提出召开申请。
还有声音认为,搜查审议委委员的构成应有更严格的审查程序。此前三星集团案侦查的部分审议委员曾主张三星集团生物制剂财务造假疑案“并不违法”,由此引发偏向性争议。专业性争议也随之浮现。有观点认为,审议委员对与三星集团案相关的Capital Markets Act及外部审计法理解相对较低,难以在短时间内充分审议。
也有批评指出审议时间不足。大韩律师协会表示:“有人提出,相较搜查审议委的委员构成和审议内容的重大性,审议时间过少”,“判断有必要对此加以改进”。 /孙九民记者 kmsohn@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