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09 | 서경란 IBK기업은행 연구소 부소장

公认艰难的40、50岁再就业,解法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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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多、创业扶持也被边缘化,40-50岁群体的悲哀现实

40多岁人群的失业问题是今年上半年就业领域最热的课题。就连总统都表示需要为40多岁人群的岗位制定特别对策,可见失业率的跌幅出现得非常危险。其他年龄段的就业率持续上升,但40-50岁一代的就业问题严重性近来却在扩大。

原因是什么?第一,在与婴儿潮一代相比未受关注的同时,社会的关注已转向千禧一代(1982~2000年出生)或Z世代(1995年以后出生)。从40-50岁一代在未来20~30年将成为、也必须成为我国人口结构中最厚的经济活动人口层这一点来看,需要更积极的关注。

第二,40-50岁群体创业率高,但政府支持却非常不足。以去年新设法人为准,40-50岁群体的创业占整体的60.5%。由于基础持有资产存在差异,政府将政策重心更多放在青年创业上可以理解,但仅相当于青年创业预算的33.4%,从绝对值看为40-50岁群体提供的创业扶持资金明显偏少。实际上,40-50岁群体的熟练型创业不仅在存活率方面,在就业带动效应及销售增长率方面也表现出高得多的成果。

第三,他们持有最高的家庭负债。作为同时承受赡养父母与养育子女双重压力的夹心一代,40多岁家庭的负债规模为1亿689万韩元,为各年龄段最高;50多岁为9321万韩元,高于整体平均水平,经济上颇为困难。经济活动最旺盛的这批人经济状况恶化,意味着韩国经济的风险正在相应加大。

被行业萧条、数字化等挤压的40-50岁群体

他们失业率上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原因复杂多样,这里简要归纳为三点。

第一是40-50岁一代主要就业的行业陷入萧条。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从1995年的26.7%急剧下降至2018年的18.5%。在此过程中,40-50岁一代主要从事造船、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在建筑业、批发零售领域也占很大比重。2016年以来,因结构调整、经济萧条、线上购买增加等,这些行业陷入困难,40-50岁群体的岗位减少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四次产业革命与数字化(Digitalization)带来的工厂、办公自动化,导致承担既有业务的岗位减少,也是原因之一。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机器人密集度(Robot Intensive Economices)可以看到,我国的机器人密集度正以成员国中最高的比率上升。而最近因新冠疫情,原本就少的40-50岁招聘需求几近消失,在调查中回答“正在休息”的人当中,40多岁达26万8000人,50多岁达44万2000人。

为40-50岁群体重新创造岗位的再挑战环境如何?劝退或裁员等非自愿离职占整体的68%。对40-50岁一代重新就业而言,就业市场极为僵化,40-50岁招聘需求总量本身太小,加之正规职问题、重视年龄的文化等外部因素作用很大,整体75%的人在再就业上遇到困难。

再就业过程也困难重重。据称40-50岁一代为再就业平均要向14家公司投递申请,并经历共4次面试。当然,即便付出远多于此的努力也难以成功再就业,这是我们身边常见的现实。问题在于,这种再就业困难导致人们扎堆进入未做准备的个体经营创业,而个体经营不成功又加重更大的经济困难,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40-50岁一代是实际承担家庭赡养义务与责任很重的一代。因此结构上不得不回避低薪,但市场上的岗位以短期、日工为主,缺乏优质岗位,这也是再挑战困难的原因。

应设立40-50岁再挑战委员会,思考可持续岗位

来看比我们早30~40年经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德国案例。德国首先通过2007年开始的中壮年就业活化政策“50+倡议”扩大了50岁以上人群的就业机会,并通过2005年开始的“50+展望”运营以地区为基础的职业能力开发项目。此外,自2012年起为指导和支持创业过程,设立了名为“创业者50+”的社会企业,持续支持40-50岁群体创业。德国通过多样的岗位及创业政策,目前40-50岁群体的就业率比OECD平均水平(62%)高11个百分点。德国的成功因素被评价为:中央政府制定政策,但由地方自治团体独立运营各项制度。因为设计了符合各地区特性的定制化项目,并从极小的村庄单位开始进行个人定制化管理。

就经济与社会结构上举足轻重的40-50岁群体的再挑战,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以今年5月施行的转职支持服务法(高龄者就业法)为契机,企业也需通过对劳动者的再就业教育,事先构建再就业安全网。目前即便在1000人以上的大型工作场所,开展转职服务教育的也仅占整体17%左右,且内容仅停留于短期教育,较为薄弱。为了让人们不在临近退休时手足无措、而能提前设计自己的新未来,企业现在也应与政府一起努力。

第二,如果具备自身专长,引入与多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开展工作的“共享雇佣”方式也是一种办法。未来的岗位很可能摆脱当前个人与公司一对一建立雇佣关系的方式而发生变化,目前现场也正在发生这种变化。应通过允许兼职法等法律、制度改善,创造从终身职场概念转向终身收入概念的契机。

第三,为适应数字化,需要全面引入数字桥梁教育。应改编大学的终身教育体系、韩国雇佣劳动部的职业能力开发事业,培养数字人才。特别是40-50岁一代的数字化教育,对可持续参与经济活动而言比什么都重要,应优先推进。

第四,引导40-50岁一代进行熟练型创业。这将是创造优质岗位最合理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如果能构建让出身大企业、公共机构、金融机构并具备专业技术技能的40-50岁一代运用自身专长开展创业、创职的社会与教育体系,将有助于化解40-50岁群体的岗位错配并扩大优质岗位。

40-50岁一代在我国人口分布中属于腰部,随着严重少子化导致青年人口减少,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与重要性预计将在未来20~30年持续。持续延长40-50岁一代参与经济活动的期间,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性的极为重要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需要在总理室下设等设立“40-50岁再挑战委员会”(暂名),对暴露出的40-50岁群体各类议题进行检查、管理并改善制度,采取可见的行动。

/徐庆兰 IBK企业银行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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