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05 | 연승 기자

[圆桌]风险企业与初创生态转向民间主导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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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造成的我国产业崩塌与危机感前所未有。突破这一危机、兼顾增长与就业两大目标的出路,在于培育风险创业和国家创新。

我国出现风险企业,是在20年前被视为国家经济最大危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金融事态之后。以全球首部风险企业特别法的制定和KOSDAQ的设立为跳板,当时韩国构建了世界最佳的风险生态系统,以色列和中国等纷纷前来学习韩国。

依据1997年制定的风险企业特别法,风险企业认定制度得以实施,与风险创业相关的资金、场地、人力的系统性支援基础设施也随之建立。此后风险企业特别法历经数次修订,持续发挥着韩国风险支援政策的核心作用。

初期的风险认定制度以技术认证为主运营,但此后风险认证转向“保证·贷款”类型,由此出现了高风险高增长的风险企业变质为低风险低增长企业的批评。有人批评称,风险·初创支援政策对创业初期企业更为迫切,但经过企业稳定性与财务审查后,业龄较长的稳定企业反而占据了风险企业的多数。

如果说过去的风险培育政策集中于筛选并支援技术力优秀的企业,那么今后应转向顺应第四次产业革命和非接触产业等全球新潮流,引导企业迅速抢占新产业、新市场。

上月政府宣布,将风险企业认定制度由公共机构认定全面改编为民间认定,并指定风险企业协会为民间主导筛选风险企业的风险认定机构,任期3年。为筛选名副其实的创新型风险企业,废除原有的保证·贷款类型,由民间专家等组成的风险企业认定委员会评估企业的创新性与成长性后进行风险认定。

此外,通过扩大获得投资即可成为风险企业的风险投资者范围,以及企业内部研究开发(R&D)组织的范围,预计将成为让拥有优秀创新性和高成长潜力的企业获得风险企业认定机会增加的契机。

首部风险企业特别法实施后,大韩民国经历了巨大变化。既有对风险企业的负面认知,也有部分企业家的越轨行为。但在此期间制度与基础设施逐步完备,风险业界也形成了自净能力。近来风险投资规模大幅扩大,以往以尖端制造为主力的风险创业领域,也向第四次产业革命和生物、服务、非接触领域多元发展,正崛起为引领后疫情时代的替代性企业群。

风险·初创业界积极欢迎政府为20年来首次推出民间主导风险认定制度改编方案所做的努力。期待以本次改编为契机,民间与政府携手构建世界最高水平的创新风险生态系统,并成为为国家经济提供新增长动力的创新企业能够持续成长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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