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初期集中于“收入主导增长”和“扩大福利”等大选承诺的文在寅政府预可行性调查(预可研)豁免,在距总选举一年的2019年扩大至24万亿韩元规模的地方土建项目,规模大幅增加。政府后半期,不接受成本效益检验的项目多于接受检验的项目,但执政党仍主张应进一步放宽预可研豁免标准。
执政第一年2017年,文在寅总统对总额21万8876亿韩元的41个项目豁免了预可研。其中约13万3611亿韩元用于大选承诺“儿童津贴发放”,2万9707亿韩元用于缓解最低工资急剧上调副作用的“岗位稳定资金”。第二年2018年,为“支持青年中小企业新增招聘”,地区主导型青年就业项目(3万3607亿韩元)、中小企业青年明日充填共济(1万7083亿韩元)、青年求职活动支援金(1万3252亿韩元)等获得预可研豁免。
这与文在寅政府成立之时恶化的国际经济形势相互关联。当时中美贸易战导致贸易环境恶化,政府为提振内需景气而大力推进收入主导增长政策。这一过程中使用的工具正是“预可行性调查豁免”。政府为促进内需,希望推进岗位稳定资金或儿童津贴等政策。然而由于相关项目的成本效益无法保证,便以豁免预可研的方式跳过了项目可行性检验程序。
距总选举一年的2019年,政府预可研豁免的政策方向急转。对文总统曾率先批评的“土建项目”放开了24万1000亿韩元规模的预可研门槛。文总统2015年任新政治民主联合党代表时,曾严厉批评李明博政府实施的22万2000亿韩元规模预可研豁免为“环境灾难与浪费国民血汗钱22万亿韩元”,但此次以“地区均衡发展”名义放开的金额比之还多1万9000亿韩元。文总统当时豁免了时任庆南道知事金庆洙推进的南部内陆铁路项目(4万7000亿韩元规模)的预可研,平泽~梧松复复线化(3万1000亿韩元)、连接忠北清州~堤川的忠北线铁路高速化(1万5000亿韩元)等也被排除在项目可行性检验对象之外。此类地区讨好式预可研豁免导致舆论恶化,文总统回应称“制度应予维持,但为国家均衡发展有必要加以改善”。
预可研豁免滥用最终导致“预可研豁免项目规模”超过“正常实施”项目。2019年预可研豁免项目为35万9750亿韩元,达实施项目(15万484亿韩元)的2.38倍。2020年,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的紧急灾难支援金、低收入阶层及儿童津贴支援(11万5675亿韩元)、绿色新政(5万119亿韩元)、韩朝铁路项目(2万8520亿韩元)等21万6427亿韩元规模项目获豁免,为实施项目(4万亿韩元)的5.4倍。若假设文在寅政府最后一年也按第1~4年平均规模豁免预可研,总项目费将飙升至约110万1000亿韩元。相当于文总统就任后每年都可以做一次四大江工程的规模。
文总统一句话便使主要项目的经济性检验被跳过,“令制度形同虚设”的批评看来难以避免。预可研此前一直扮演着削减国策项目费41%的“税金安全阀”角色。据《2018年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公共投资管理中心年度报告》,1999年制度引入后至2018年,对总额345万7335亿韩元规模的789个项目实施预可研,共节省143万亿韩元。李明博政府时期5年(2009~2013)实施预可研的项目共261个,规模105万2262亿韩元。KDI分析认为其中相当于37.6%的39万6630亿韩元得以节省。相反,文在寅政府四年间正常实施预可研的项目为103个(50万4931亿韩元),不及李明博政府的一半。
即便如此,共同民主党仍主张应进一步降低预可研豁免门槛。民主党COVID-19国难克服委员会上月24日发布活动报告称:“将推进国家财政法修正案,仅限社会间接资本(SOC)项目,把预可研对象标准从项目费500亿韩元上调至1000亿韩元,国库支援从300亿韩元上调至500亿韩元。”这与2015年身为在野党时的立场180度相反。新政治民主联合当时通过《预备可行性调查改善方向》报告批评朴槿惠政府的预可研豁免政策称:“若滥发迎合民众的项目,将对财政刚性造成巨大压力,因此相应的预备可行性调查是必要的。”
未来统合党的立场是,首先应把第三次追加更正预算中包含的预可研豁免项目重新恢复为预可研实施项目。根据国家财政法,韩国企划财政部须对国会以决议要求的项目实施预可研。统合党议员尹昌贤表示:“为纠正总统的错误、确立健全财政,国会一旦恢复正常运作,相关常任委员会应首先表决执行预可研,以防止血汗钱被浪费。” /记者 金仁烨·具庆佑 inside@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