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月15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设置及运营相关法律》施行之前,争议不断升温,原因既在于执政党与在野党对公调处设立本身立场不同,也在于该法案中含有所谓“毒丸条款”。
代表性例子是公调处法第24条(与其他侦查机关的关系)第2款。该条款明确规定:“其他侦查机关在侦查犯罪过程中知悉高级公职人员犯罪等情形时,应立即将该事实通报调查处。”这相当于公调处对涉及高级公职人员的案件拥有所谓“一次侦查判断权”。虽然第3款设有但书条款:“处长在综合考虑嫌疑人、受害人、案件内容及规模等情况后,认为由其他侦查机关侦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等更为适当时,可将案件移交该侦查机关”,但决定权同样在公调处。
虽立法意图在于防止侦查混乱、案件掩埋以及犯罪侦查空白,但政界与法律界内外均指出该条款“可能成为毒药”。即公调处在接获高级公职人员犯罪线索后未立即启动侦查而出现拖延,案件可能被掩盖。这就是对所谓“压案不办”的担忧。
法律界一位人士指出:“如果检方或警方等司法机关捕捉到的所谓‘上层’犯罪线索必须立即上报,该案件侦查就不得不停下来、被刹住”,并称“如果由公调处优先判断是否侦查所有高级公职人员犯罪,就难以摆脱只进行符合政权口味的侦查这一质疑”。他还补充说:“公调处法中的移交标准模糊”,“应考虑到这些担忧,制定明确标准的方案”。
公调处正在研究就所有侦查过程等与检方一样不公开侦查情况的方案,这一点也存在争议。与检方不同,公调处只侦查行政部门长官、副长官、国会议员、法院院长、检察长等高级公职人员。若一概不公开这些人的侦查过程,可能沦为无视国民知情权的“黑箱侦查”。据悉,对起诉前阶段的公调处侦查案件,将把嫌疑事实与侦查情况一律不公开,移交审判后仅在必要时有限公开,但有观点指出仅凭这一点还不够。
另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果公调处从其他司法机关接获所有高级公职人员犯罪报告,却把侦查等过程彻底保密,那么即使压案或迟延处理,一般国民也无从得知”,“这等于使舆论这一制衡装置失效”。他还表示:“今后公调处第1号案件的对象是谁也可能引发争议”,“为了让公调处守住政治中立性、摆脱按权力意愿行事的批评,也必须公开侦查对象是谁、侦查如何进行等内容”。 /安贤德记者 always@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