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9 | 김현수 기자

[黎明]在韩国办企业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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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五年未见的老哥喝了一杯烧酒。对方曾在大企业担任驻中国代表处人员二十年,去年这个时候在地方开办了企业。运气实在不佳。谁能想到会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最近他的工作就是四处找钱、办理各种许可。好在托COVID-19之福,银行的门槛低了些。但意想不到的障碍在各处拖住了脚步。微醺分别之际,他念念不休地说:“做企业真难。”

在韩国办企业,一切都得自己搞定。错综复杂的监管会自我复制。解决了一项监管,另一项监管就像等着一样冒出来。企业越小,监管成本负担越重。据中小企业监察官室的数据,50人以下小企业的监管成本占销售额比重为6.6%,而300人以上中坚企业为2.3%。正如“把郡政府的门槛都踏破了,却连出入道路铺装的监管都解不开”这句话,企业人在现场感受到的监管强度超乎想象。

还担心创业能否满一年。每月一次的发薪日是痛苦。要在满足陡升的最低工资的同时开动工厂,只能裁员。把企业传给子女的想法早早就放弃了。与其缴纳遗产税,不如放弃事业、买栋楼传给子女。没有哪个父母乐意在缴纳高额税金之余,还要看着子女满身油污地干活。尽管如此,每天早上他还是照常上班,听着工厂运转的声音。他说,周边工厂的老板们疲惫离去,但为了至少保住员工的工资,无论用什么办法,工厂总得转起来吧。

在韩国办企业,得在监狱围墙上行走。一脚踩空,就直接掉进监狱围墙之内。据韩国经济研究院去年11月发布的《11个经济部门所管经济法律刑罚条款全面普查结果》,与劳动、环境、经济相关的285部法令中的刑事处罚条目多达2657项。其中,同时处罚企业与企业人的条目更是达到2205项。

监管、法令、税收等压力尚可忍受。在韩国办企业,还必须克服不合理的反企业情绪。对企业人的印象仍停留在过去的开发独裁时代。时代在变,企业也在变,但反企业情绪却迟迟不散。

围绕检方搜查审议委员会关于李在镕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的决定所引发的争议,是显示反企业情绪根基之深的典型事例。搜查审议委员会作出中止侦查与不起诉的建议后,执政阵营和进步市民团体甚至造出“有钱无查、无钱有查(有钱就不侦查,没钱就侦查)”的说法,施压检方强行起诉。这是强词夺理。而且不起诉建议案一出,他们又拿随机抽签出席的审议委员的资格说事。共同民主党议员朴用镇在脸书上表示:“搜查审议委员会当初是为保护无钱无势的社会弱者、为公益而设立的”,并要求起诉这位副会长。令人无语。归根结底,其逻辑是:既然是为社会弱者而设的制度,那么有钱有权的该副会长便不适用。反企业情绪连“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宪法第11条也无视。

去年2月,文在寅总统会见创投企业人时表示:“企业正以透明经营取得诸多成就。我认为国民对企业的意识改善很快就会实现。”比起国民的意识改善,总统是否更该要求执政阵营改善意识呢?

在韩国办企业,监管、法令、反企业情绪,都只能由企业人自行解决、自行闯过。今天见到企业人,得先道一句敬意。hskim@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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