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为了提高青年男女的结婚率,制定一部法律规定:一旦交往过,就强制必须结婚。再假设其中还加入一条:一旦结婚,绝不允许离婚。当然,这是荒唐的想法。不会有任何国民赞成这样的法律。因为这不仅侵犯了人享有自由选择权的天然权利,而且一旦这部法律实施,任何好男好女显然都不会轻易开始交往。
然而这样的法律却公然横行,并且有进一步蔓延的迹象。这正是在就业市场上发生的事情。根据现行劳动相关法令,一旦雇佣关系成立,经营者与劳动者就必须“白头偕老”。男女组建家庭后尚有不得已分开的情形,而企业招人时却连这点灵活性都没有。
正因如此,企业就像在婚姻面前犹豫不决的男女一样,难以轻易招聘正式职工,而是尽可能采用非正式职工。从业务的连续性、技能熟练度的确保来看,这对企业而言其实也并非真心所愿。
围绕仁川国际机场公社非正式安检人员转为公社正式职工的问题,首要症结在于剥夺了求职者公平的就业机会。但其深层根源在于僵化的雇佣制度。政府与执政党贬低青年人的愤怒,指责称“这是不能容忍从事艰苦劳动的劳动者转为正式职工的错误特权意识的表现”。但在此之前,应先反思为何多达1900名安检人员至今只能是非正式职工。
如果一提到“解雇的灵活性”就只联想到非人道资本主义的横暴,那就太短视了。“解雇的灵活性”换个说法就是“招聘的灵活性”。如果整个社会的职业进出更为自由,从劳动者的立场看,选择余地就会增多。这种情况下,其对自身劳动的议价能力提高,也不必纠缠于正式职工与非正式职工的区分。
由于在招人时被施加过度的法律义务,企业雇佣一名正式职工时,只能像在绝对禁止离婚的地方结婚的男女一样慎之又慎。机场公社1900名安检人员中,想必已有相当数量的正式职工。也会有人虽然现在是非正式职工,但知道自己找到更适合性格、收入更高的其他工作并不困难,随时准备潇洒地转行。考虑到这些,某种意义上这次转为正式职工的员工同样是我们社会整体僵化雇佣制度的受害者。是谁挑起了所谓“弱者”与“弱者”的争斗?正是政府与执政党,以及被已然成为强大权力的贵族工会所掌控的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
翻开中国历史,有一种坏人惯用的策略,即作乱——先由自己搅乱天下,然后厚颜无耻地宣称为平定这混乱的天下不得不由我出面。制造就业瓶颈,使得只能大量产生非正式职工,却又宣称要消除非正式职工,这次所谓的“仁机公”事态正是伪善的极致。如今在众多国民眼中,谁在作乱、谁在只顾自家饭碗大耍花招,似已看得一清二楚。就是那些被称为“寄生虫”“吸管阶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