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道知事李在明23日通过其脸书表示:“尽管我多次作出说明,仍有部分人故意歪曲我在韩国大法院案件的内容,或以其他内容进行报道。”并公开了其最后向韩国大法院提交的上诉理由补充书的全部内容。
李在明在当天公开的上诉理由补充书中主张:“在对方公布虚假事实并提出攻击性提问时,如实作答而仅未陈述部分事实,原审判决却认定可作为公布相反虚假事实予以处罚,这是错误的。”
他接着指出:“特别是在时间受限、必须连续进行即兴提问与回答的现场直播联合辩论会上,对辩论者发言以公布虚假事实论罪处罚时应更为慎重,这是一贯的判例(2007도2879号最高法院判决)。”“如本案这样,既不是被告人主动积极提出的话题,而是在联合辩论会上因对方带有虚假主张的攻击性提问而被动地就事实作答的情形下,仅因在应回答的全部事实中未陈述部分事实,就认定为公布相反的虚假事实,是不当的。”
李在明被起诉的罪名包括:在担任城南市长期间的2012年,指示保健所所长、精神科专科医生等将亲兄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滥用职权妨害行使权利),以及在2018年地方选举前举行的电视辩论会等场合作出“从未试图将亲兄强制入院”意旨的虚假发言(违反公职选举法的公布虚假事实)。
关于滥用职权的指控,一审、二审法院均判无罪;但对于公布虚假事实,一审判无罪,二审判处相当于当选无效的300万韩元罚金。对此,李在明向韩国大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法院全员合议体已于19日实质上结束对“亲兄强制入院”公布虚假事实指控的审理。据此,李在明目前只等韩国大法院宣判。/尹钟烈记者 yjyun@sedaily.com
[以下为李在明上诉理由补充书全文]
被告人的上诉理由补充书
案号 2019도13328 滥用职权妨害行使权利等(全员合议部)
被告人 李在明
被告人在补充上诉理由的同时,谨陈请愿之言。
如下
1. 最高法院公告栏的“案情概要与争点”
韩国大法院公告的案件概要与争点为
“就亲兄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一事,被告人对其他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会上的提问予以否认,并隐瞒(未陈述)部分事实的回答是否构成公布虚假事实罪”
因此,就此谨在补充上诉理由的同时陈述请愿之言。
2. 案件经过
因精神疾病令家人及公职人员等周边人士备受困扰的兄长错失治疗时机,症状恶化,酿成自杀式交通事故,辗转各精神病院后于2017年11月去世;因患精神疾病的兄长而饱受痛苦、却仍希望依法进行强制诊断治疗以设法救治的母亲,也怀着丧子之痛于2020年3月离世。
兄长不承认自身精神疾病,对试图为其治疗的被告人心怀恶感,将被告人指为滥用职权的犯罪者,由此产生了“非法试图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疑云”,并发展为“非法强制入院”疑云;但被告人认为,依法对患精神疾病的兄长进行诊断治疗,对市民安全和其本人健康都是正确的,不能因强制处分对象是兄长、且其反抗而承认例外。
3. 相关辩论会争论内容
源于被告人2012年基于职务试图进行强制诊断的“非法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未遂)疑云”在全国传播,每逢选举便成为问题;2018年选举中,金荣焕候选人于2018年5月16日在记者会上提出该疑云,数日后的本案电视辩论会上亦提出该疑云攻击被告人。
在电视辩论会上,金荣焕自始至终借提问之名,公布“被告人为非法将兄长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而伪造诊断书、滥用职权”的虚假事实,攻击被告人。
在电视辩论会上,金荣焕突然问“你曾想把兄长送进精神病院吧”,其基于社会上的疑云,意指“是否试图非法强制入院”,这一点十分明确。这是金荣焕在法庭证言中自己承认的事实,且提出疑云进行攻击的金荣焕也没有理由去询问合法行为。
由于疑云的存在、金荣焕提出疑云的事实,以及被告人事先已知其将在辩论会上以该疑云发动攻击,被告人自然将该提问理解为在问非法强制入院疑云,故予以否认;对于金荣焕随后提出的伪造诊断书或滥用职权等具体非法行为主张,被告人也说明这是在其管辖之下进行的合法行为。
被告人对该程序的推进负有责任,这是双方之间并无争议的大前提,争点仅在于该行为是否违法,因此金荣焕对“启动程序的指示”并不关心,也未就此提问。启动程序的指示与辩论争点无关,被告人也是在以该行为系自身行为为前提(并已说明属其管辖或权限)说明其为合法行为的场合,既无理由也无必要说“我指示公务员启动了程序”。
(程序的“启动”依规定由非公务员的精神科专科医生进行,实际上专科医生张在承在拒绝保健所请求数月后,经母亲催促诊断并接受首尔大学医院顾问律师的咨询,独立启动了程序。)
4. 与韩国大法院归纳的争点相关的原审判决问题
原审认为,被告人虽未说“完全未参与程序启动”,但综合各种情形,其隐瞒(未陈述)启动程序的指示事实,已达到与公布“未参与程序启动”这一相反事实同样的歪曲事实的程度,故构成公布虚假事实。这存在如下问题。
甲. 公布虚假事实的是金荣焕,而非被告人。
在围绕“非法强制入院未遂疑云”展开的争论中,公布虚假事实的不是被告人,反而是金荣焕。
被告人的行为属合法职务行为(滥用职权无罪),并不违法,但金荣焕在听取被告人基于事实的说明之后,仍继续提出“非法强制入院(未遂)”疑云,借提问之名公布“若非被告人动用官权、滥用职权,不可能开出这样的诊断书”等具体虚假事实。
相反,被告人只是说出事实进行说明,并未公布虚假事实。(原审亦认为“是否想把兄长送进精神病院”的提问意在询问是否实施了非法行为,故未将被告人“并无此事”的回答视为公布虚假事实;除此之外并无直接的公布虚假事实,因此看来原审将“未陈述启动程序的指示事实”拟制为公布了“未参与程序启动”的虚假事实。)
被告人并非就上述疑云自发发言,而只是因金荣焕的攻击性提问,在需要说明的范围内作答。
即便被告人在针对金荣焕借提出疑云之名公布虚假事实而说明真实情况的过程中,未陈述合法行为的部分事实(被告人指示推进程序的事实),以此作为公布相反虚假事实予以处罚也是错误的。
在针对对方不当散布虚假事实进行说明反驳的过程中,即便存在部分虚假,也不能据此追究责任,此类判例甚多;而针对对方公布虚假事实予以反驳时,仅因未陈述部分事实(且既非对方所问事项,也非争点),便将其作为公布相反虚假事实予以处罚,不合情理。
乙. 这是对表达自由的侵害。
表达自由包括积极表达的自由与不表达的消极自由,而据了解,消极表达自由比积极表达自由受到更强的保护。
在辩论中如实回答对方提问,仅因未陈述部分事实(指示事实)便以公布相反虚假事实处罚,结果是对“未陈述”予以处罚,侵害了消极表达自由。
因在辩论中未回答对方并未提问、也非争点的事实而予处罚,更为反常。从本案辩论中双方的问答来看,金荣焕始终如一地主张对兄长的精神病院入院程序(诊断书的制作)系被告人滥用职权所致,被告人则说明这是合法行为;而该合法行为是否由被告人指示,完全不是讨论对象。
选举中的表达自由是民主主义的根基,原则上应保障任何人都能在无须担心事后因其表达受处罚的情况下自由表达。将以提问与回答为形式、即兴性极强的现场直播辩论中的全部发言只截取一部分,事后推断其含义以判断是否虚假并予处罚,将极度压抑参加广播辩论的候选人的发言;就此而言,这也违背公布虚假事实罪对表达自由的比例性界限,存在实质侵害选举自由的重大隐忧。
丙. 这是强迫陈述。
若因未陈述某一事实即认定为陈述了相反虚假事实之罪并予处罚,结果就是对未陈述加以制裁,最终等于课以陈述义务(强迫作出不利陈述)。然而陈述(公布)义务如同“纳税、前科”那样必须有法律依据,不能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随意认定。
若如原审那样,可以因未陈述某一事实而以公布相反虚假事实罪处罚,那么连刑讯(拷问)都不会产生了。因为即使没有自白,也只需评价为已作自白并予认定即可。
丁. 未陈述事实不可能构成对相反虚假事实的“公布”。
“公布”具有“向众人广泛显露告知”的积极含义,将消极的未陈述(不公布)也认定为对相反事实的积极“公布”,是超出“公布”含义的扩张解释,违反罪刑法定主义。
戊. “歪曲事实”不可能等同于“公布虚假事实”。
依据判例与选举法规定,“歪曲事实”是包含“公布虚假事实”的、范围更广的另一概念;旧选举法上公布虚假事实罪中与“公布虚假事实”并列规定的“歪曲事实”,在其后修订的选举法中已被删除,现行法仅处罚“公布虚假事实”。
然而原审判示“……已达到与陈述相反事实同样的‘歪曲事实’的程度,故构成公布虚假事实”,将歪曲事实与公布虚假事实等同视之,这违反罪刑法定主义。
戊. 若非重要部分便不能构成公布虚假事实(99도5190号最高法院判决),而“启动程序的指示”并非被告人发言的重要部分。
在辩论场上面对对方的攻击性提问,答辩者在何种范围、以何种内容作答与反驳,属于发言者的选择。若发言者必须一一预测他人会认为哪些属于重要事项再行发言,则辩论或问答都无法正常进行。
在现场直播电视辩论会上就特定主题限时问答的情形下,对方未曾提问、也非辩论争点(行为的违法性)的局部事实(启动程序的指示)不可能是辩论的重要部分。
进一步说,从观看的选民立场看也是如此。观众关心的是金荣焕与被告人辩论中双方交锋的主要内容,即“究竟是否实施了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之争论,而没有理由去关心双方根本未讨论的“合法行为是否由被告人指示公务员实施”。因此,并非重要部分(是否违法)的“是否指示”之发言,即便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也不能构成公布“虚假”事实。
己. 非“事实的陈述”而属“意见的陈述”者不能构成公布虚假事实(2006도8368号最高法院判决)
原审认定的“完全未参与程序启动”这一表述,被告人从未作出,而是原审从“未陈述启动程序的指示事实”出发,经解释与评价所形成的“法官的意见”。
这并非实际存在的表述,而是经评价拟制出的抽象之物,因此不属于“可以通过证据加以证明的过去或现在的具体事实”。
庚. 并非损害选举公正性以谋取有利。
在“非法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未遂)”这一虚假疑云广泛传播、金荣焕又在辩论中扩散该疑云,而被告人基于事实进行说明的情况下,损害选举公正性、公布虚假事实以谋取自身有利的是金荣焕。
若对方候选人提出对被告人不利的虚假疑云且该疑云已广泛传播,则①被告人详尽说明行为内容才是保障选举公正性并对被告人有利;②相反,对合法职务行为(全部或部分)不予陈述或予以否认,虽可能对被告人不利,但不可能构成“损害选举公正性并使被告人获利”。
5. 结论(联合辩论会中公布虚假事实的限制)
如上所述,在对方公布虚假事实并提出攻击性提问时,如实作答而仅未陈述部分事实,原审判决却认定可作为公布相反虚假事实予以处罚,这是错误的。
特别是在时间受限、必须连续进行即兴提问与回答的现场直播联合辩论会上,对辩论者发言以公布虚假事实论罪处罚时应更为慎重,这是一贯的判例(2007도2879号最高法院判决)。
在联合辩论会上,面对以违法行为这一虚假事实发动攻击的对方提问,如实说明其为合法行为,而在全部事实中未陈述既非提问事项也非争点的部分事实,若以属国民关心事项为由,事后通过评价认定为公布了相反的虚假事实,则广播辩论中的表达自由与选举自由将受到极度限制。
辩论者对于应在所答全部事实中讲多少、讲哪一部分,是否会因发言遗漏国民关心事项而受处罚,哪些部分属国民关心事项,在收到众多提问而无法一一作答时该选择回答哪些提问,漏答或回避会引来何种责任等,都极难判断或预测。
最终辩论将成为无节制提出疑云的场所,作答者无从知道自己的陈述或未陈述会因何种理由被以公布虚假事实罪处罚,联合辩论会将被回避。
因此,如本案这样,既不是被告人主动积极提出的话题,而是在联合辩论会上因对方带有虚假主张的攻击性提问而被动地就事实作答的情形下,仅因在应回答的全部事实中未陈述部分事实,就认定为公布相反的虚假事实,是不当的。
2020年6月16日
被告人 李在明
致韩国大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