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斗士”的额前头发出现了过去难得一见的淡淡卷曲。偶尔把头发向上梳起时,便显露出“英国绅士”的模样。仿佛为了突出变得柔和许多的双眼,他时不时摘下标志性的“圆框眼镜”。放弃唾手可得的金融投资协会会长连任,以“与现政府调性不同”表明骨气,不过是三年前的事。以韩美协会会长身份重回公众视野的前金融投资协会会长黄永基,酷似电影《实习生》中的罗伯特·德尼罗。黄会长1975年进入Samsung C&T,历任三星集团会长秘书室、Samsung Electronics资金组等职,后担任三星投资信托运用社长、Samsung Securities(016360)社长等。“角斗士”这一绰号源自他任Samsung Securities社长时曾说“为改善公司体质,我要以电影《角斗士》中角斗士的姿态工作”,此后便一直成为跟随他的修饰语。他还以出色的英语能力闻名,为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担任专职翻译超过十年。此后他历任友利金融控股(316140)会长兼友利银行行长、KB金融(105560)控股首任会长,直至金融投资协会会长,履历之华丽,令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人走过的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CEO)之路。身经百战的黄会长如今希望成为向后辈传授经验与丰富人生阅历、以服务为本的“好前辈”。
23日,在世宗律师事务所所在的首尔钟路区D-Tower见到的黄会长,强调“作为永远的企业人去奉献”。他开门见山地说:“如果有能力,通过才能捐赠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奉献,是成功企业人的使命。”他于今年2月出任的韩美协会会长,也是民间团体负责人的无薪奉献职位。韩美协会自1963年创立以来,曾由已故E1名誉会长具平会、已故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世永、前外交部长官韩升洲等人担任会长,黄会长的前任是前议员朴振。协会在韩美两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举办现实议题研讨会及两国亲善之夜等交流合作事业。黄会长表示:“基于必须守护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与韩美同盟这三大韩国基本轴的信念,我将寻找有助于韩美关系的事情去做。”
对于一贯以“金融人”“企业人”身份生活的他,韩美协会会长一职看似有些陌生,但他不仅对韩美关系,也对住房、教育、医疗问题乃至政界与金融产业整体拥有高水准的“解决方案”。听他谈及政治、经济方面堆积如山的问题与对策,似乎他有“从政之意”,但黄会长断然划清界限。他说:“我是企业人,想生活在市场里。”黄会长强调:“过去也有政界的召唤,但要按自己的意志开展议政活动,大概得当上三届议员,那就得经营选区、服从党论,也就没有时间思考‘国家议程’了”,“在政界没有我能做的事”。当被提到第21届国会有前大宇证券社长洪性国、前KakaoBank代表李容우等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进入时,他说:“从情况正在改变这一点看,这是值得欢迎的事。”他补充道:“现在保守和进步两边的政党都比较开放,通过引进新人才形成了良性循环”,“企业与行政、政治的水准相互匹配,已经到了国家水准提升的阶段”。他还说:“请金融出身的议员吃饭并不断叮嘱,也是前辈的义务”,“希望今后民间人士进入行政部门或国会更加活跃,让我请吃饭的机会更多。”
尽管如此,黄会长强调:“我一直带着在市场中成长的自豪感,以及市场养活国家的信念生活。”他说:“政治家和公务员顾名思义就是公仆嘛”,“因为我强烈主张市场的自律性,政府或政界恐怕不会觉得我可爱”。放弃金融投资协会会长连任时,他曾自称是“persona non grata(外交上的不受欢迎人物)”。如今或许可以回答那些敏感的问题了。当被问及现政府是否有施压让他辞去金融投资协会会长时,他摇了摇头。他说:“当时与国会议员和政府人士交谈,觉得调性不同,仅此而已,不多不少。”不过他也道出了心里话。“我不想再和不了解市场、完全不懂金融的人一起工作三年”,“我强烈认为应该由更年轻、更有干劲的人来担任金融投资协会会长。”他判断,后辈会长需要在熟悉业务、说服政府和国会方面更快地软着陆。为此,他在任期第三年逐步整理出资本市场革新100大课题,交给了后任会长。此后证券交易税被废除,私募基金的判断标准也从认购劝诱人数改为实际认购人数。除大企业外的非上市企业小股东股票交易的转让税也获得免除。
他不仅在资本市场,也曾在银行执掌指挥棒,但黄会长心中那根痛指始终是资本市场。他提出的“倾斜的运动场论”——证券公司相比银行等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受到不合理待遇——在他看来依然成立。“从行业特性看,资本市场是在狩猎,而保险和银行是在耕作”,“归根结底,扩张性和发展性在资本市场。”他强调:“随着资本积累,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会更加庞大,资本市场必然会有更大发展”,“不过在道德风险方面必须严惩”。他同时表示:“制约和规制要尽可能取消”,“杠杆率也应最大限度放开。与银行不同,证券和资产管理公司即便倒闭,对社会的影响相对较小,政府当局应退一步观察,让金融公司能够活跃地行动。”他也高声呼吁放开对银行的规制。“有几家企业曾与我商讨进军互联网银行,但我也建议说,由于‘规制’,要发挥鲶鱼作用并不容易”,“现有银行的未来取决于数字化转型,但除了外部规制,银行自身在人力和组织转型上也没能加快步伐”。
他所说的“作为永远的企业人去奉献”并非空话。谈起金融业时,他的眼神又回到了角斗士的模样。“工作时要因为快乐而做,只有这样热情才会沸腾”,说这话时他的眼神锐利闪亮。黄会长当年挑战友利金融的对手KB金融会长一职,至今仍是个谜。2004年3月他离开三星集团出任友利金融会长兼友利银行行长,2008年7月又登上KB金融会长之位,令金融界一片哗然。因为在划分“我方与你方”的保守银行文化中,申请竞争对手的会长职位本身就出人意料。当时他加入竞争,许多人说这是没什么胜算的较量。但黄会长很有自信。因为他能够说清自己为何更胜任KB金融会长。下定决心后,他只带着一部手机去见KB金融的外部董事。并逐一说明自己为何能比竞争者更好地履行KB金融会长的职责。在持续到第三轮的激烈竞争后,他登上了会长之位。此次采访中他首次公开的确切秘诀,是名为“超级大银行”的蓝图。他有意愿和战略,一旦条件成熟,就要打造一家可与野村、三菱、高盛等全球投资银行(IB)比肩的银行。当被问到“为什么非得是你”时,他的回答是“使命”。对年轻人,他也强调:“要准备好回答‘Why me,为什么必须是我’这个问题。”黄会长指出:“比如求职面试时被问到你能做什么,你要准备好回答:我能为你做这件事”,“绝不能说自己什么都能做”。
采访最后,他说:“最近读了《进步执政计划(吴连镐问、曹国答)》和《懂经济才能改变(孙惠园问、朱镇亨答)》。”前副总理李宪宰的对谈录《国家应该做什么》也在他的阅读书单中。因为他认为应当从进步人士的著作中寻找当前状况的问题点和解决办法。他还说,为了不让曾获认可到能为李健熙会长做翻译的英语能力生锈,他坚持阅读英文报纸并收听TBS交通广播的英语频道。不困于“左与右”“进步与保守”的框架,而是以“常识”和“实用”为基础自我革新。黄永基仍在不断进化。
━ “强化韩美民间交流,不让韩国的成长轴动摇”
黄会长今年2月当选第七任韩美协会会长时曾满怀热情地表示:“我要在民间领域寻找能做的事,以化解对韩美关系的渴求。”他说:“比当选金融投资协会会长时收到了更多祝贺”,“我感受到国民对韩美关系的高度期待”。若了解黄会长是彻底的市场主义者,这位一生以金融人身份生活的人当选韩美协会会长便显得极为自然。他强调:“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牢固的韩美同盟,是韩国成长的三大轴”,“在让这三大轴不亚于宪法般不被动摇方面,韩美协会的作用很大”。
黄会长正在强化协会内文化、金融、媒体、法律等分科委员会的职能。他说:“此前韩美协会一直从有关韩美关系的报道中挑选有意义的文章,把译文和原文发给会员”,“在这些活动的同时,每年集结成书出版一次,并在年末邀请美国大使、司令官以及在韩国活动的人士举办‘韩美亲善之夜’活动,以增进友好”。他接着表示:“尽管眼下是韩美关系非常重要的时期,20多个分科委员会却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因此计划进行改编”,“比如文化艺术分科可以讨论防弹少年团等K-pop和以《寄生虫》的奉俊昊导演为代表的K-movie等,探讨提升韩国国家形象的方案”。除借助韩流提升国家形象,协会还在寻找帮助在美国当地活动的艺术家的办法。他也自信在教育领域民间部门有其作用。他表示:“在教育领域可以解决留学生的奖学金和签证等难题,在科学领域则可以发挥连接国内创业企业与硅谷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韩美协会追求的是牢固的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与韩美同盟。黄会长强调:“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不能动摇,尤其是韩美同盟一旦动摇就会陷入困境”,“与朝鲜的军事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其后,必须通过防御他们来维持韩国的繁荣”。这也明确表明,一切基础都在于通过韩美同盟实现的力量均衡。他强调:“为了牢固的韩美关系,我将发挥民间部门能够发挥的作用”,“也会活跃与AMCHAM(驻韩美国商会)及其他机构的交流”。 /宋钟浩记者 joist1894@sedaily.com 摄影=李浩载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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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庆北盈德 △1971年 首尔高中毕业 △1975年 首尔大学贸易学系毕业 △1981年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 △1975年 进入Samsung C&T轻工业事业本部 △1982年 信孚银行亚洲业务副总裁 △1989年 三星集团秘书室国际金融组组长 △1997年 三星生命资产运用本部长、专务 △1999年 三星投信运用代表 △2001年 Samsung Securities代表 △2004年 友利金融控股会长兼友利银行行长 △2008年 KB金融控股会长 △2010年 车医院总括副会长 △2015年 韩国金融投资协会会长 △2020年 韩美协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