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个市郡区没有可接生的妇产科”“区域外伤中心专科医生招聘年年不足”“80岁以上临床医生7年间增加两倍”
这并非非洲或东南亚医疗薄弱国家的状况,而是因新冠肺炎(COVID-19)全球大流行而使防疫体系地位大幅提升的韩国医疗体系的现状。细看作为“K防疫”根基的韩国医疗体系,地区、诊疗科目等方面的严重失衡暴露无遗。专家们一致认为,若放任不管将威胁国民健康,必须开出“根本性处方”,以高效利用医疗资源。
从22日国会预算政策处发布的《社会保障政策分析(健康部分)》来看,韩国医疗资源处处存在矛盾。首先,韩国临床医生(含韩医师)数量为每千人2.3名,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3.4名),但医生人均门诊诊疗次数每年达7000次,是OECD平均(约2000次)的3倍以上。本就不多的医生,在地点上集中于大城市,在科目上则涌向整形外科、皮肤科等“赚钱”领域。市中心开业医生过剩,韩国每千人床位数为12.3张,是OECD平均(4.7张)的2.5倍以上,在36个国家中位居第二;磁共振成像装置(MRI)在29个国家中位居第四。多余的床位和医疗设备导致过度诊疗和不必要的检查,蚕食健康保险财政。
与此相反,指没有可接生妇产科的市郡区的“接生薄弱地区”去年达33处,区域外伤中心的专职专科医生招聘则年年不足。尽管如此,增加医生数量或保障公共部门医生供给的对策却遭到医生们的强烈反对,寸步难行。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健康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全珍雅强调:“扩充医疗人力和公共医疗基础十分紧迫,却原地踏步”,“必须提高包括保健所在内的医疗资源效率。”
━ 80岁以上在职医生7年间翻倍…老龄化问题浮出水面
在新冠肺炎(COVID-19)局势中,“K防疫”大放异彩,韩国整体医疗水平受到世界关注。然而,首都圈等大城市因医疗资源过剩、竞争激烈而令人担忧过度诊疗,而生死攸关的外伤中心却招不到医生、只能干着急,韩国医疗体系各处因过度集中现象而引发的问题层出不穷。
据22日国会预算政策处等消息,韩国医生数量不足所引发的失衡带来了不少副作用。特别是地方医院和必需公共医疗领域的医生短缺已相当严重。每千人执业医生数全国平均为2.0名,但按地区看,首尔达3.1名,而世宗0.9名、庆北1.4名、蔚山和忠南1.5名等部分地区不足首尔的一半。若在市郡区等基层自治团体之间比较,人均医生数的差距还要大得多。部分地区甚至没有妇产科以及被归为必需医疗服务的内科、外科、儿科等诊疗科目。难以及时获得接生服务的薄弱市郡区数量,2016年为37处、2017年为34处、2019年为33处,时间流逝仍无良策。去年没有小儿青少年科的地区统计为25个。区域外伤中心2017年计划招募283人,仅录用179人,2018年283人中录用175人,去年271人中录用186人,三个岗位中就有一个空缺。无论韩国医疗水平多么出色,产妇找不到接生之处可能危及母婴生命,分秒必争的重症外伤患者也可能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失去生命,这就是韩国医疗体系的现实。
相反,在市中心则因医生过度集中而担忧过度诊疗。韩国保健福祉部与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共同发布的《2017年基准保健医疗质量统计》显示,慢性病导致的住院率随老年人口增多而上升,且与医生数量、疗养机构数量、疗养机构床位数等医疗资源数量的相关性较高。近期床位数急剧增加的疗养医院,在10年间(2010~2019年)随着床位数增加,轻症患者住院比例从5.0%升至11.8%,住院时间也从147天大幅延长至174天。这令人怀疑存在为收回医院投资成本而进行的过度诊疗。
磁共振成像装置(MRI)和计算机断层扫描(CT)等特殊医疗设备急剧增加也诱发过度诊疗。韩国医疗机构去年拥有的MRI和CT分别为1656台、2049台,近10年年均分别增长5.9%、1.8%。MRI每百万人口29.1台,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17.4台)。从近期健康保险保障性强化后特殊医疗设备使用给付费用膨胀的趋势看,专家认为医疗机构正通过高价设备追求收益。预算政策处建议:“应研究适当的医保定价并制定指南,加以管理以避免不必要的检查。”
医生老龄化问题也浮出水面。去年底在职医生为10.7588万名,其中65岁以上医生占7.2%,为7849名。随着人口老龄化,65岁以上执业医生从2012年的4165名在7年间增加近一倍,80岁以上也在同期从400名增至824名,增加逾一倍。这一趋势预计今后将进一步加剧。高龄医生有经验丰富的优点,但有人指出,医生职业需要高度的医学知识,且直接关系国民健康与生命,因此需要检验体系。目前取得医生执照后每3年需更新一次,但仅以每年8分(8小时)的继续教育(也设有网络课程)替代,有观点认为在检验医生资质方面存在局限。近5年医生执照非法出借案例300人中,60~70多岁者达133人,占44.3%,也出现了被滥用的情形。
为解决韩国医疗资源的矛盾,政府和执政党提出了设立公共医疗大学、扩大医学院招生名额、公共保健奖学制度等供给对策。也有主张认为,为使医生配置到合适岗位需要更多激励。延世大学保健研究生院教授郑禹镇表示:“尽管韩国医疗体系存在问题,但在世界最高水平的寿命、较低死亡率等方面,韩国保健医疗体系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应在维持民间医疗体系根基的同时,对医生不足的地区通过提供激励等方式来调节供需。”
━ 一推动扩大医学院招生名额,医疗界便反驳“医生数量已经很多”
为解决医护人员不足问题,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或设立公共保健医疗大学的主张早已提出。特别是韩国医学院招生名额每年3058人,停留在2006年确定的数字上,却因医疗界强烈反对而使讨论难以推进。
以2017年为准,韩国每千人医生数为2.3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最少的,这一事实已广为人知。OECD平均为3.4名。特别是据保健医疗工会与大韩感染学会调查,全国执业的感染内科专科医生仅275名,远远不足。其中,在新冠肺炎(COVID-19)事态初期集体发病震中的大邱、庆北地区,仅有12名。该地区累计确诊者目前已超过8000人,相当于1名感染内科专科医生要负责700多名患者。
对此,医疗界反驳称,韩国国土面积狭小,单位面积医生数反而较多。也就是说,与国土广阔的其他国家相比,医疗可及性反而更高。共同民主党和政府推动从2022年起扩大医学院招生名额,大韩医师协会已预告将举行总罢工,准备最高强度的斗争。
关于公共医学院的讨论始于2018年西南大学关闭后,有人提出以该校医学院招生名额为基础培养公共医疗专家。公共医学院即使不扩大医学院招生名额也可设立,但因其入学条件是在医疗薄弱地区工作10年以上,医疗界持反对态度。不过近来新冠疫情成为催化剂,《关于国立公共保健医疗大学设立及运营的法律》作为第21届国会1号法案被提出,人们对其通过的期待正在上升。
业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借新冠疫情之机,长期搁置的医学院招生名额、公共医学院设立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是积极的,但预计今年医疗界反对尤为强烈,结果难以预测”,“由于担心感染,前往医院的人减少,开业医疗机构经营困难加剧,明年3月还有医师协会会长选举,采取强硬应对的可能性很高。”
━ 护士也陷人力紧张…其中一半还是“闲置执照”
不仅是医生,实际管理患者的护士人力也绝对不足。以2017年为准,韩国每千人护士比例为6.7名,与医生一样大幅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9.0名)。考虑到人均年诊疗次数和每名患者的医院总住院天数高于其他国家,有观点指出需要增加护士。
尤其成问题的是,韩国取得执照的护士中约有一半并未工作。在OECD成员国中,执照护士中的临床护士比例处于最低水平。随着老龄化推进,对护士的需求不断扩大,供给却完全跟不上。为减轻护理费负担而引入的护理照护一体化服务,限制护工和家属常驻病房,由专业护理人员全面提供住院服务,因此患者反响很高。
提供该服务的医疗机构和床位数自然每年扩大,但服务需求高的农村地区却因护理人力供给困难而多数未能引入该服务。首尔的服务参与率超过20%,仁川接近40%,而全北、全南、江原等地仅为8%左右。
韩国保健福祉部自2015年起实施闲置护士就业支援事业。但低待遇阻碍了护士复职。据保健福祉部去年实施的《医疗职种工作条件等问卷调查》,医生月均收入为1342万韩元,而护士仅为329万韩元。工作繁重、不合理现象等恶劣工作环境也成为护士复职的障碍。/林进赫·李周元·禹永卓记者 liberal@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