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1 | 박현욱 기자

[白象论坛] 民间活力与公共制度改革,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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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一方面暴露了世界最强国美国和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医疗体系薄弱的真面目,另一方面成为向全世界展示韩国体系优越性的契机。截至19日,美国COVID-19累计确诊者为215万人,其中12万人死亡。作为美国首例十几岁死亡者记录在案的19岁韩裔青年,因没有医疗保险而未能在医院接受治疗便离世。这是因为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尚未建立,约4000万美国人无法享受保险待遇。以历史悠久的国家医疗体系(NHS)自豪的英国,累计确诊者也达30万人,死亡者达4.2万人。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本人也一度成为患者,徘徊于生死之间。韩国初期由于未封锁来自中国的入境,也经历了相当大的困难。但多亏医护人员和防疫部门坚韧而献身的努力,患者1.2万人、死亡者280人,守住了局面。

2014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推行公共医疗保险“奥巴马医改”时曾对韩国的健康保险体系赞不绝口,而这次其真正价值得以向世界展现。在韩国,确诊者自不必说,凡医护人员认定需要检查的情形均可免费接受诊断检查和治疗,这对减少感染者和死亡者人数贡献巨大。政府建立了全体国民能以低廉费用享受医疗服务的制度,而医疗服务的提供由民间医疗机构承担,形成了官民共治的医疗体系。换言之,能够成功管控COVID-19事态,得益于医疗服务领域民间部门的活力和公共部门改善制度的努力。

事实上,不仅医疗服务,在社会福利服务和教育服务领域,也一直由民间部门代替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这成为在尽可能减轻社会服务领域公共支出负担的同时,维持相对较高服务质量的基础。相反,欧洲福利发达国家中,医疗以及社会福利和教育服务领域的相当部分由公共直接承担,导致政府财政急剧膨胀,由此在1980年代以后引发了“福利国家的危机”。因此,笔者建议韩国不仅要把此次保健医疗领域成功经验的教训推广到教育和社会福利领域,还应带头将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

为此,正如政府在医疗服务领域创设并运营健康保险和长期疗养保险制度那样,在其他社会服务领域,政府也应营造让民间最大限度发挥自身能力的生态环境。例如在教育服务方面,公共教育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私教育市场日益扩大,填鸭式教育方式使创造性教育难以实现,这是因为政府未能履行好自身职责。因此,拟定对此的根本性改善方案,是公共部门应优先承担的职责。

在社会福利服务领域,19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福利需求激增,政府以多种方式支援服务。但如今其种类过多,传递体系之间也缺乏相互衔接,国民感受到的福利体感度并不高。例如,据称目前中央政府运营的福利事业多达290种,决定受益者的标准也有100多个。结果,尽管政府以至民间层面付出诸多努力,“福利死角”问题与“重复或违法支援”问题却同时发生。为改善这一点,应在整合撤并类似福利制度的同时,强化社会保障审议会的审查功能,防止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在引入新福利制度时因制度滥设而产生弊害。此外,为构建民间社会福利相关团体之间的高效合作体系,也需要整备社会福利事业法等相关法令。

期待以此次COVID-19事态为契机,韩国的社会服务领域借助民间的创造力和政府改善制度的努力,发展成为对内创造就业、对外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成长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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