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19 | 송영규 기자

[以古典读世界]待我横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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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韩国脱北者团体向朝鲜投放传单后,朝鲜领导层炸毁了开城的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并连日发出强硬言辞。由此有人担忧,南北关系的和平氛围会被打破,重新回到紧张局面。围绕朝鲜的强硬言辞出现了各种解读。由于局势仍在变动,尚难断言。但明确的一点是,南北之间的沟通并不顺畅。因为双方都表现出无法理解对方的反应。

人的关系本来就难以预测。因此我们会制作约定或合同等文件,约定在其范围内行事,以防出现超出预期的可能。约定和合同的条款无法涵盖一切,也无法完美体现彼此的意愿。费尽心思达成约定后,双方解释各异又再起冲突,原因正在于此。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也想以可预测的方式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数人认同这一总论,但在具体怎么做上方法各异。商鞅想通过增加国富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因此认为政府与百姓之间应建立可预测的关系。为此他梦想着必然如此之理的“必然之理”和必定安定的“必治之政”。

因此他认为儒家的仁义政治有所不足。因为即使我以善意待人,对方未必以善意待我;即使我合理待人,对方也可能不合理待我。他主张为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偶然性,应以法律规定可预测的关系方式,违反者严厉处罚。他认为这样一来,人们知晓规定内容、认识到处罚的严厉,便能以彼此约定的方式沟通。

孟子认为,以仁义结成的关系比以法律规定的关系更为妥当。但他也不能没有苦恼。一般来说,以善意和礼仪待人,对方也会以善意和礼仪相待。但正如商鞅已指出的,我无论怎样以善意和礼仪待人,对方仍可能蛮横推进、粗暴回应(待我以横逆)。

孟子认为,面对对方意料之外的粗暴回应,起初可能会疑惑“此人到底为何如此(此物奚宜至哉)”。但他建议不要立刻责怪对方,而要反省自身。也就是反思自己是否有过错,或应对中是否缺乏诚意。随后再像从前一样尽善意和礼仪待人,但回应仍是粗暴的。于是再次反省自身,思考究竟有何问题。若对方仍无变化,则评价为“这只是个胡作非为的人罢了。与这样的动物有何区别(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

听完两个故事,容易觉得商鞅的解决办法更有效率。但世上有可以用法律强制的关系,也有不能如此的情形。前者或可采用商鞅的方式,后者则只能用孟子的方式。在后者的情况下,说“此物”“妄人”以及“与动物有何不同”很容易。但即便如此,若问题仍未解决反而更加纠结,就应避免以同样方式回应对方的粗暴言辞、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即使处于相同情境,人们接受的方式和解释的框架也不同。必须承认这一点,并倾听对方粗暴言辞中隐含的含义。此时等待的时间纵然令人焦躁窒息,但问题终究只能通过语言解决,因此不能不使用得体而非刺激性的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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