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17 | 최수문 기자

[崔秀文特派员的中国页]<56>“须摆脱新冠19责任论枷锁”中国急躁令“野生动物禁令”行动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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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要求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的声音正在悄然消失。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接近终结之际,似乎有一种政策判断认为,没有必要刻意提起会让人联想到中国责任论的野生动物话题。在最近发生的“北京疫情”聚集性感染中,关注点集中在三文鱼等水产品上,COVID-19源于野生动物之说更加远离人们的视野。

年初始于中国湖北省武汉的COVID-19如野火般扩散至全球,蝙蝠、穿山甲等野生动物被指为病因,要求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的呼声一度高涨。野生动物问题作为传染病发生原因在中国出现,这既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这次COVID-19造成的损失巨大,相应的反响也更为强烈。

针对COVID-19带来的经济社会冲击和国际社会的反弹,中国政府提出的野生动物相关对策大致有两项:制定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的规定,以及改变已深入骨髓的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事实上,改变习惯更难。着力于对民众宣传的中国政府,尤其通过电视接连播放公益广告。在中国打开IPTV,有时最先出现的画面就是一名小孩在餐桌上呼吁改掉食用野生动物习惯的公益广告。

日常生活中的宣传也增多了。北京市内的公交车站大量设置了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宣传告示牌。大城市市民中亲自捕食野生动物的人能有多少,但“北京”的象征意义很大。宣传牌上出现了被截去四肢的熊和老虎、被拔掉牙齿的大象、被剥皮的鳄鱼等形象,从观看者的角度甚至会感到不适。此外,市内公园等一般民众常去的地方也处处设立了告示牌。

但5月以后,中国国内对COVID-19地区扩散的担忧几乎消失,甚至出现了“终结”宣言,这类公益广告播放和告示牌便一齐消失了。北京一位消息人士表示:“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的政策,某种程度上带有自我承认COVID-19始于中国的性质,因此对中国当局而言相当于陷入了两难。”

上月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主任高福解释称,在被认为是COVID-19发源地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动物样本中未检出新冠病毒,只在包括下水道废水的环境样本中发现了病毒,并主张“华南市场也是受害地区,病毒此前就已经存在”。这一说法否认了此前关于COVID-19源自武汉华南市场交易的野生动物的发布。在中国,最近这类辩解性主张不断增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当局说可以重新食用或买卖野生动物。因为中国当局本身承认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存在问题。只是执行力度减弱了。

穿山甲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COVID-19扩散后,许多研究者提出蝙蝠是新冠病毒的自然宿主,穿山甲可能是蝙蝠与人类之间的中间宿主。而穿山甲是国际上被列为濒危物种的代表性保护动物。中国也在2007年禁止猎捕野生穿山甲,2018年禁止穿山甲相关产品的商业进口。

在中国,“中华穿山甲”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17个省,但因滥捕和栖息地破坏,个体数量迅速减少。根据2003年发布的调查结果,中华穿山甲仅在11个省栖息着6万4,00只。

然而中国对穿山甲的大量消费仍在继续。据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医学界认可穿山甲是有助于血液循环、对炎症有效的传统药材。由于是合法药材,食用时处罚也较轻。随着穿山甲被滥行进口,其他国家的个体数量也急剧减少,国际社会的反弹不断加大。

据中国媒体报道,10日,确定传统药剂处方标准的《中国药典》2020年版最终未收录穿山甲。《中国药典》有规定:“资源枯竭或存在安全性及伦理问题、基础研究不足的品种,从药典中删除或不予收载。”中国媒体将“资源枯竭”解释为此次举措的背景。

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COVID-19肆虐的2月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案,是中国当局努力的代表性举措。修订案包含全面禁止野生动物的猎捕、交易、运输、食用并加重违法者处罚的条款。在科学研究、药用、展示等特殊情况下,只能在相关机构的严格监管下作非食用利用。不过细则留有各级地方政府可根据当地情况适用的余地。

从本月2日起施行的《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看,禁止食用所有野生动物,并禁止全市全年狩猎。当然也设有保留条款,明确规定“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个体数量过度增长时,经科学评估后可合理捕获”。此外,广东省深圳市在地方政府中率先于5月施行了不仅禁止野生动物、连狗猫食用也一并禁止的条例。不过,食用狗的习惯在东亚广泛存在,该条例在现场实际如何适用尚存疑问。

正如“魔鬼藏在细节中”的说法,关键在于保留条款。法律再怎么强化,若现场不遵守,反而比没有更糟。穿山甲被用作传统医学药材就是典型例子。另一方面,在没有COVID-19治疗药物的情况下,中国正大力宣传中医,其中将含有熊胆成分的中医药物推荐为COVID-19治疗药物引发争议,英国一家日报曾就此进行报道。

在围绕COVID-19责任论的中美矛盾加深之际,野生动物也成为争议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月底公开要求关闭中国境内的野生动物市场。蓬佩奥通过声明表示:“考虑到市场上买卖的野生动物与源自这些野兽的疾病之间存在强关联性,美国要求中国永久关闭所有销售野生动物的市场。”

对此,中国外交部反驳称:“中国不存在‘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也没有这样的概念”,“中国常见的是农产品、海产品市场,这类市场在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

当然,中国当局所说中国不存在“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并没有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上没有野生动物交易。此前就有,而且考虑到中国人长久以来的习俗,恐怕今后也不会消失。

据中国内外的研究结果,绝大多数观点认为COVID-19于去年底发源于中国湖北省武汉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已确认华南海鲜市场不仅销售海产品,还将作为COVID-19宿主的蝙蝠、蛇等各种野生动物作为食品销售。直到最近,在中国城市边缘的市场上,常能看到野生动物活体交易的景象。据中国工程院2017年的报告,中国境内野生动物交易规模达730亿美元(约87万亿韩元),从业人员也超过100万人。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WSJ)最近报道,中国虽然中止了野生动物在国内的交易,反而在鼓励出口海外。中国财政部在决定上调1500多种中国产产品的增值税退税额时,对食用蛇、龟、灵长类肉、海狸、麝香、犀牛角等品目也决定上调9%。理由相当于在因COVID-19陷入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先赚钱再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中国进口麝香、海狸等用于药品制造的动物最多的国家是美国。WSJ报道称:“以今年1~2月为准,美国的动物进口额最多,为86万5000美元(约10亿4000万韩元),其次是台湾(12万6000美元)和韩国(7万美元)。”

此前在中国,2002年流行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经调查认为始于蝙蝠、以中国市场上销售的果子狸为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因此被全面禁止,但之后规定不了了之,最终遭遇了COVID-19事态。这正是必须持续强力执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并推动相关认识转变的原因。

/北京=崔守文特派记者 chsm@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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