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以“中美战略竞争与韩国的选择”为主题的座谈会和研讨会层出不穷。笔者最近两个月里也曾参加十余次大小聚会并发表演讲、参与讨论,看来这一主题的热度短期内不会降温。在反复讨论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争议点和想法都已摆上政策桌面,剩下的问题取决于破解这一复合方程式的政策方向与选择。等待并不会让情况变好。因为并非疫情带来了中美战略竞争,而是使其更加升温,即使这一局面过去,和平与合作的时代也不会到来。
美国接连推出“经济繁荣网络(EPN)”“对华接近战略报告”等,不断提高打压中国的力度。就连美国民主党,尽管程度有别,也在顺应支持者的中国威胁论。特别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触碰中国的核心利益,并以民主的名义毫不掩饰地表露对共产党统治体制的厌恶等情感外交(sensibility in diplomacy)。中国的反弹也很强烈。中国动员官方媒体,质疑能够造出特朗普这样领导人的美国政治体制,并批评美国正在失去霸权的从容。尽管如此,由于中国没有“斗而破局”的能力和意志,因此面对美国的攻城战,最大限度地以坚守之战顽抗。这是因为现实中综合国力差距短期内难以缩小,而对“唯一一贯之处就是不一贯”的特朗普式不确定性作出短期应对并无实际收益。中国宣布“若被攻击则应对,但不会先行攻击”,选择了增强抗击打能力的持久战。
中国也在全力确保恢复韧性(resilience)。中国正在扩大实施疫情之前就已筹备的中国式新政。即要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AI)、工业互联网、特高压、铁路网络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建成“谁也无法动摇”的创新基础设施。虽然今年5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提出经济增长率目标,但也明确表示要全力实现正增长,与西方的负增长形成对比。中国的构想是,借此展示习近平体制的危机管理能力,同时把西方世界重新吸引回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也明确表示要为大分离做准备,走中国自己的路。为防止经济越发展、政治体制越脆弱的“成功悖论”,中国正在强化“认同政治”;为营造统一基础而通过香港国家安全法等,做那些长期搁置的棘手作业,原因也在此。而且明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的历史分水岭。
事实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敌对共存关系的结果。美国和中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双双失败,反而因“让美国再次伟大”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撞,削减了国际社会的资产。美国要求国际社会一起打压中国并参与价值同盟,中国也在施压,要求各国对其主导的多边秩序和地区战略尽心尽力。韩国外交所面临的选择困境也在此。问题在于,韩国不可能靠依附中国来处理所有问题,而其调解中美战略竞争的能力与外交资产的局限也很明显。但只要韩国守住此前对美国和中国作出的承诺与政策,争议点就会大幅减少。在此过程中,有必要分别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和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同时谋求既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又参与美国印太战略的扩大均衡。唯有如此,才能克服如“比风先倒的草”一般的守势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