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15 | 송영규 기자

[海外专栏]大流行之下城市不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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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纽约市的封锁开始解除,坦率地说,笔者也心潮澎湃。由于城市功能萎缩、各类活动取消,纽约市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往日的活力。尽管如此,注视这座解封城市的心情却久久难以平静。过去三个月,行人稀少的纽约市令人联想到只剩下庞大建筑群和四通八达道路的空荡舞台布景。如今那里又出现了人们的身影。店铺开门迎客,街道上挤满了从居家避难令中解放出来的行人。虽然附带强制佩戴口罩、桌间保持适当间距、限制进店人数等条件,但曾经消失的城市生活回来了。

我并非不知道外界流传的说法。许多人说,这次大流行将成为宣告纽约市等大城市死亡的丧钟。也有人说,由于人口密度高,整座城市将变成巨大的细菌培养器。经历大流行后,上班族意识到没有必要非得住在办公室附近的人口密集区;而随着远程视频会议的普及,“办公室”面临成为历史遗物的境地——这些同样被作为论述城市终结的依据。

他们的话也许没错。但迄今为止,这类预测屡屡落空。14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因黑死病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中世纪作家乔万尼·薄伽丘在其著作《十日谈》中给欧洲人的建议,放到今天的情形依然适用:“离开城市。与几位朋友一起隔离生活,偶尔在傍晚聚在一起吃喝,交谈有趣的话题(相当于中世纪版的Netflix)。”然而,欧洲的城市,尤其是佛罗伦萨主导拉开文艺复兴大幕,是在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瘟疫黑死病退去之后的事。

1793年,作为一国首都、当时该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费城是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大都会。然而黄热病这一恶性传染病在费城蔓延,全市5万人口中有十分之一、即5000人染病死亡。当时的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不喜欢市中心的生活,因此居住在市郊,长途通勤。后来他这样写到黄热病:“正如大多数恶魔是被用来造就善果的手段,黄热病也阻止了巨大城市的成长。”

批评者说这次不同。新技术使居家办公变得便利,疾病风险将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让人预测居民会“逃离城市”。但为了获得客观视角,有必要读一读哈佛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的《城市的胜利》(Triumpj of the City)一书。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城市面临黯淡的未来。使国际分工成为可能的全球化与业务自动化,导致了从纺织业到海运业的庞大城市产业衰落。汽车是一项比如今使远距离通勤变得便利的Zoom重要得多的划时代新技术。电话服务也变得便宜方便。加之种族骚乱、犯罪与管理不善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足以将城市生活炸得粉碎的莫洛托夫鸡尾酒。

但曾被认为已寿终正寝的城市却理直气壮地回来了,并在从金融到咨询和医疗的服务领域找到了新的经济生命力。尽管传真、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不断发展,城市仍最大限度地利用简单资产,以各种方式实现了自我再造。

格莱泽主张,在金融和科技产业,劳动者住在离工作地点近的地方更为有利。可以结识新的人,从导师那里获得日常的教益,也能相互交流意见。根据他的数据,“生活在人口100万以上的大都会地区的美国人,平均生产率比更小城市的居民高出50%以上。即便考虑劳动者的教育程度、经验和职业类别,这种关系也不会改变。甚至把个别劳动者的智商纳入考量,结果也相同。

大流行确实给大城市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切忌草率下结论。人口密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个大问题。纽约市人口密度最高的曼哈顿,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感染率反而低于其他区。就整个美国来看,人均感染率在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最高。

国外的巨型城市也以令人惊讶的效率应对了病毒。香港、新加坡和台北都是人口密度高、对地铁等承载数百万乘客、终日拥挤的公共交通依赖度高的大城市,但COVID-19死亡人数却少得惊人。(死亡总数为香港4人、新加坡25人、台湾7人。)在不利环境下它们能成功控制疫情,得益于此前经历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所获得的学习效应。换句话说,就是做好了准备。经历SARS之后,它们都积极投资于医疗与卫生领域。它们都对COVID-19作出了早期、积极且理性的应对。如今可谓正在收获相应的回报。

那么纽约市被COVID-19重创的原因何在?是领导力缺失、优先次序错误、政策步调不一等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导致纽约市衰退的因素再次交织在一起所致。如果这次纽约市和其他大城市陷入存亡危机,那并非大流行与技术之过,而是因为贯穿人类全部历史、一贯导致城市与国家衰退的因素,换言之,就是“糟糕的政府”(ba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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