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民主党和未来统合党都坚持法制司法委员会委员长必须由本党出任的既有立场,丝毫没有让步的迹象,第21届国会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局。民主党和统合党之所以如此执着于争取法制司法委员长,源于法制司法委员会的“特殊职能”和在立法过程中的“独特位置”。法制司法委员会负责在常任委员会完成审查的法案提交全体会议之前,审查其文字与体系。由于这种职能和位置,法制司法委员会不知从何时起甚至承担起了对常任委员会法案的“交通警察”角色。作为交通警察的法制司法委员会不亮绿灯,即便通过常任委员会的法案也无法直接进入全体会议,只能等待。因此,要做的事多、时间紧迫的民主党,与力图确保对庞大执政党和行政部门制衡权的统合党,在争夺法制司法委员长一事上形成尖锐对立。
民主党表示:“我们并不是要把所有常任委员长都拿走。我们会遵守按议席比例分配委员长。但唯有法制司法委员长,为了工作的国会必须拿过来。拥有177席的执政党连这点都做不到吗?”统合党反驳:“在野党出任法制司法委员长是国会的惯例。庞大执政党民主党正试图以多数之力打破这一惯例。要阻止民主党独断专行,在野党确保法制司法委员长是必需的。宁可从我们身上踏过去,法制司法委员长不能让出。”统合党以惯例论和制衡论为名分固然令人认同,但民主党的立场似乎也不能被一概斥为毫无依据。
此次围绕法制司法委员会的执政党与在野党对立,须在一个前提下审视:民主化之后韩国在野党被允许使用的战略资源极为有限。如此便能在更大框架下理解,为何不仅是第21届国会,历届国会中在野党都把确保法制司法委员长视为生死攸关的议题。民主化之后,韩国在野党应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战略大致分为内部战略和外部战略。在国政监查中批评总统的国政运营方式和政府政策,在院内组建谈判中确保能够制衡执政党独断的常任委员长,在人事听证会上揭露长官提名人等的不法行为,或就个别事件要求特检等,都属于在野党的国会内部战略。其他内部战略还可包括国会内的集体静坐或绝食斗争。另一方面,直接向舆论或国民呼吁的院外斗争、与市民团体联合等,可视为在野党的外部战略。
总体来看,除了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批评与指责、揭露不法、确保战略阵地、静坐以及与外部支援力量联合之外,在野党似乎并没有能在立法或政策层面有效制衡执政党或政府的手段。与美国国会相比,这一点更为明显。在无法通过授权法案和支出法案直接编制政府支出预算的韩国国会,在野党不可能通过各常任委员会编制预算法律来施压政府和执政党。在并非常年开院体制的韩国国会,在野党也无法以常任委员会为中心日常性地举行听证会、公听会,从而有效批评政府、揭露不法。在对政府的监查职能由总统任命首长所领导的机构履行的韩国现实中,在野党对政府的监督除了秋季一段时间之外存在局限。
在如此受限的条件下,对历届在野党而言,确保法制司法委员长在制衡政府和执政党方面至关重要。正因如此,法制司法委员长的分配在过去某个时点逐渐形成接受在野党要求的方向,并惯例化延续至今。因此可以认为,如今在第21届国会,即便庞大执政党民主党施压再强,统合党仍在全力争取作为内部战略核心资产的法制司法委员长。第21届国会法制司法委员长问题在开院之前就已扩大为两党的自尊心之争,眼下已到了看不出解法的地步。第20届国会攻击政治的幽灵是否会复活,令人深感忧虑。但衷心希望这只是忧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