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上世纪70年代,希腊在欧洲国家中财政还算稳健。国家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为20%左右,仅为英国等其他国家的一半。得益于造船和汽车产业等的发展,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5.5%。局势改变是在1981年大选。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领导的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希腊由此走上了与此前不同的道路。社会党抛弃了前政权重视财政健全性的政策,专注于撒钱式福利。大选刚结束,帕潘德里欧总理便指示“国民想要的都给他们”,这成为民粹主义政策的信号弹。此后希腊政府推行了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公务员编制、限制解雇劳动者等政策。这自然给财政造成了负担。希腊的国家负债比率1983年升至33.6%,次年跃升至40.1%,1993年则超过100%。最终希腊在2010年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EU)申请救助资金。当时申请救助资金的正是帕潘德里欧的儿子乔治·帕潘德里欧总理。父亲30年前滥发的“民粹主义账单”落到了儿子头上。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一旦沉醉于民粹主义的甜头,就很难戒掉。此后在希腊,作为在野党的新民主党为了夺取政权也加入了民粹主义竞赛。执政党与在野党都只顾拉票,财政健全性恶化是显而易见的。
希腊事态之所以让人无法置身事外,是因为如今我国正走在那条危险的道路上。政府和执政党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为由,接连推出给财政造成负担的政策。向全体国民发放的灾难支援金的后遗症尚未收拾完,执政党内已开始讨论发放基本收入和全民医疗保险保障方案。当然,面对经济非常状态,政府出面缓和冲击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政府试图完全依靠财政解决一切。仅就就业而言,政府只在投入预算的岗位上下功夫,对有助于创造民间岗位的放松监管却兴趣寥寥。COVID-19事态之后,引入远程医疗和放松首都圈监管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因顾及利益相关方的态度而寸步难行。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野党也加入了以选票为考量的竞赛。未来统合党内部提及的基本收入和农产品最低价格保障立法案便是代表。似乎谁都不在意财政健全性。这与40年前希腊的样子有何不同。
本来,进入文在寅政府以来财政健全性就在急速恶化。一直被视为不成文规则的国家负债占GDP比率40%早已被废弃。随着撒现金政策接连出台,预计今年赤字国债发行规模将超过100万亿韩元。在急速老龄化的影响下,即便维持现有水平的福利,财政负担也必然雪球般膨胀,而如今却不顾前后只喊加强福利,令人怀疑后续如何承担。
扩充福利、巩固社会安全网是好事。问题在于财源。要承担不断增加的福利,增税不可避免,但政府对福利财源却闭口不谈。同时只盘算发行赤字国债。赤字国债是白来的钱吗?这是未来世代必须偿还的债务。若非如此,信用评级机构惠誉等怎会出面警告国家信用评级下滑。
由COVID-19事态引发的经济最糟局面尚未到来。在就业减少导致全球经济需求骤减的情况下,还令人担忧新冠第二波大流行。要应对这些,首先必须省着用弹药。只急于摆脱眼前危机,绝无法救活经济。必须放长眼光,推行可持续的政策。已到了在对现有福利进行结构调整的同时,启动普遍增税公共讨论的时候。csoh@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