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11 | 조상인 기자

[书架-文明与憎恶]无故死去的人们…憎恶“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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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白人残酷对待、仅因身为黑人而含冤死去的,并不只有乔治·弗洛伊德。距今一百多年前的1918年,住在美国佐治亚州的黑人女性玛丽·特纳,其丈夫因另一名黑人男子杀死了一名白人农夫而被白人男子们杀害。怀孕8个月的特纳发誓要复仇。于是数百名白人将她倒挂在树上,点燃浇了油的衣服,剖开她的腹部,把掉落在地上的胎儿踩死。2001年在哥伦比亚,被称为“暗杀队”的白人屠杀了40余人。虽然有用电锯肢解身体的暴行,但受害者连姓名都未能确认。

在美国仍存在奴隶制的南北战争之前,像今天这样“无理由的殴打与杀害”式的对黑人的虐待行为反而较少。毫无理由的仇恨是在奴隶制废除之后急剧增加的。《文明与仇恨》的作者德里克·詹森一并提出了心理层面的原因——“当人们无法维持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当他们无法再拥有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可以享有的资源时,就会变得不安”——以及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那句话:“人不会仇恨自己所轻视的人。”当主人对奴隶的性命与劳动拥有无限权力时,并不需要去仇恨奴隶。因为对方是比自己低下的存在,只需俯视即可。而当无法像过去那样随意使用奴隶时,“轻视的感觉就转变为仇恨”。作者认为:“(仇恨)常常转变为展示大规模、戏剧性暴力的形式,这是为了恐吓昔日的奴隶,使他们重新为处于等级秩序上层的人提供劳动。”

这本书彻底粉碎了“文明发展、民主化日益稳固的这个世界应该‘更好一些’”的信念,其原名为“The Culture of Make Believe”,即“让人相信的文化”。该书是一部贯穿整部文明史、挖掘针对特定种族、民族、性别的仇恨历史与社会根源的力作,早在2008年以《虚假的真实》为题在韩国翻译出版时就已引发话题。十余年后重新把这本书唤回并再版这一事实本身,就让人反思“变得更糟”的我们的社会。作者指出的问题是:“种族主义的仇恨由来太久,以至于人们甚至不再把它认作‘仇恨’。”在修订版序言中,他直面当下:冲突加剧,全球贫富差距扩大,为了不从阶层与阶级的阶梯上滑落而产生的仇恨愈发激烈。

作者分析称:“在景气不佳或经济崩溃时期、在帝国衰亡期,露骨的或更具包容性的仇恨行为往往会增加。”少数群体遭私刑、强奸、色情网站盛行、虐待儿童、阶级剥削、生态破坏等作者所涵盖的问题,无一不与当下韩国正在发生的事件相吻合。从全球状况来看,有众多顺从警察指示却仍然死去的黑人案例,许多女性仅因为是女性就遭到“强奸”,每年至少有100万名第三世界少女被迫卷入“卖淫经济”。包括因缺少廉价补水剂而死亡的50万名伊拉克儿童在内,每年有多达1100万名儿童死于本可轻易治愈的疾病;因“懒惰”之名被夺走土地并成为奴隶的非洲原住民;如手纸一般被使用后丢弃的数百万中国移民劳工——作者将这些案例视为出于未必故意的“大屠杀”,并对把人在人权之前只看作生产手段的经济体制予以针砭。书中呈现的史料与案例出现在如此众多的地方,几乎让人想起“恶的平庸性”,而人类比想象中更为残酷。

正如奴隶制随文明的开端而诞生,说“歧视、排斥与仇恨是伴随文明的形成而开始的”也并不夸张。作者高声指出,如花般绽放的古代文化、优美的艺术与耀眼的科学、高雅的欧洲国家的文明之所以可能,其基本条件正是“剥削他人、剥削自然”。越是重视生产高于生命,那种在每一个人格的珍贵之前先套用制度尺度的社会信念就越发起作用。问题在于,尽管对方是拥有文化与个人历史、拥有欲望与希望的“同样”的人,却存在“认为黑鬼、中国人、爱尔兰人就是如何如何的偏见”;问题还在于以“比起女人本身的存在更喜欢她的照片、只看重她的身体”的方式,把人“看作应当使用的工具”。将此称为“抽象化”的作者提出的解法是“回到具体”。他呼吁,如实地看待历史之前的人们所拥有的真正的生活价值。 /赵尚仁记者 ccsi@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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