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10 | 임석훈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 “要出第二个三星集团、现代汽车,须给企业‘竞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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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在编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三次追加更正预算案,扩大财政支出。政府主张,要克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引发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扩张性财政不可避免,但也有批评认为这流于populism。朝野政界口头上都说救经济迫在眉睫,但第21届国会刚开门就磕磕碰碰。9日,记者会见自由企业院院长崔胜诺,听取其对经济危机的解法。崔院长表示:“扩大财政支出看似立刻见效,但长期来看可能产生只增加国家负债的副作用。”他还强调:“我们的企业被困在密不透风的监管框架里”,“只有给企业‘竞争的自由’,才能出现第二个三星集团、现代汽车。”

—政府加快扩大财政支出,国家债务比率骤增的争议随之加大

△在COVID-19危机局面下,政府的积极应对有其不可避免的一面。今年3月出现信用紧缩,外汇市场也十分严峻,但与美国迅速签署了美元货币互换协议,并实施货币宽松政策,金融市场因此恢复了稳定。但政府以经济困难为由迅速增加财政支出,虽看似立即见效,长期而言却是负面的。因为这可能产生只增加国家负债的副作用。经济学界的定论是,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的效果无法在长期得到期待。因此,危机初期以金融政策应对而不动用财政政策,是发达国家通常的危机应对方式。因为与针对信用紧缩的金融处方不同,为救经济而扩张财政是无效的。

—但文在寅总统强调“财政良性循环”,政府有继续放松财政的意志。

△外界多认为,文在寅政府依靠自身支持基础,正较好地应对COVID-19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脱离经济逻辑的政策能够成功。文总统提及“战时财政”并谈到财政良性循环,是令人担忧的部分。现政府的收入主导增长政策本身就基于良性循环理论。但现实中并未出现良性循环。财政良性循环同样缺乏现实性,难以期待效果。一旦扩张的财政再度变得健全,这种良性循环只是幻象。尽管如此,政府和执政党内部经济良性循环理论仍然泛滥。不应被失败的理论所束缚,导致财政健全性恶化的结果。

—财政健全性为何重要

△增加国家债务容易,削减却很难。若为渡过眼前危机而损害财政健全性,痛苦将由未来一代承担。归根结底是把债务转给我们的子女。增加财政并非解决危机的根本对策。它只是暂时缓和痛苦,反而可能产生使危机长期化的副作用。放任的财政支出可能毫无效果,只增加债务。如果在不增税的情况下扩大财政支出,国家债务比率必然骤升,财政健全性必然恶化。不能因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巨大,我们也照做,否则难以避免经济危机。信用风险上升、资本外流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失误,甚至可能陷入外汇危机局面。对并非储备货币国的我国而言,保持财政健全是必要课题。

—如果既要进行构建社会安全网等必要支出,又要守住财政健全性,有何方案。

△有必要考虑经济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等,管理财政支出上限。即中长期地确定国家经济可以承受的财政支出水平。为此须经过国会的激烈讨论,达成国民共识。

—也有人主张借此机会就增税展开公共讨论。

△考虑到现政府的财政增长趋势,税收增加不可避免。政府以庞大规模增加财政支出却不讨论增税,可以说是逃避责任。要承担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规模,看来须考虑上调增值税和劳动所得税。

—收入主导增长政策的副作用已在显现,政府却准备继续推进。

△从家庭收入统计等来看,认为收入主导增长政策已经失败是恰当的。因为它是脱离经济逻辑的政治口号,难以期待效果。即便在选举过程中主张过,作为国政课题也并不合适,却被强行推进,才有此结果。继续固执于失败的政策,是因为过度只考虑政治层面。为了救经济,尽快废弃这一政策才是可取的。

—不少人指出,现政府一边说要救经济,一边仍在推进束缚经济主体——企业的反企业、反市场政策。

△文在寅政府自上台以来一直对企业不友好。不断增加对市场和企业的监管。急剧上调最低工资,强行推行每周52小时工作制。还出现过通过韩国国民年金干预企业经营的情况。过去三年,由于现政府强行推行亲工会政策,企业出走海外,就业萎缩,增长潜力下降。我们社会存在错误的迷信,即企业是恶的、劳动者是善的。还有一种二分法逻辑:大企业是坏的,小企业是应受保护的对象。抱有这种情绪的现政府和执政党似乎认为,讨好工会的populism政策有助于选票。为以迎合人气的态度巩固支持基础,就无法抛弃二分法思维。这种认识成为使我国经济结构恶化的主要因素。

—COVID-19危机加剧后,政府才推出回迁(海外投资企业回归国内)激励政策等

△若走出海外的企业重新回到国内,就业也能相应增加。各国政府推行回迁政策正是因为就业。随着全球经济下沉,任何国家的就业重要性都在上升。在美国,创造就业也是首要课题。由于COVID-19冲击使就业形势急剧恶化,预计将在就业政策上着力。文总统上任时把创造就业定为首要国政课题,甚至在青瓦台设置就业状况板加以管理。但遗憾的是没有成果。增加就业失败了。尤其青年失业问题已达严重水平。原因在于减少就业的政策多于增加就业的政策。

—要既增加就业又使回迁政策取得成功,该怎么做。

△我国随着经济增长率下降,创造就业变得困难。若无特别对策,今后这种状况也不易改善。只有走出海外的我国企业回归,或海外资本对国内投资增加,才能增加优质就业。回迁政策要成功,首先必须落实提高劳动灵活性的劳动改革。必须能够自由用人,工资和工时能由用人方与劳动者自由签约。在以52小时制等过度阻碍劳动灵活性的状态下,企业难以在国内投资。一边增加监管,一边要企业回到国内,是矛盾的。

—为救经济,政府还应做什么。

△如今企业的战场是全世界。只有在与全球企业的竞争中获胜才能生存。在世界经济战争中作战的最前线战士正是企业。然而把企业关在整齐划一的每周52小时制等定型框架中,却要求其赢得竞争,实属荒谬。这只会降低企业竞争力。也无法期待生产率提升。制度需要全面改革,若难以避免,也应考虑COVID-19事态等变得艰难的经济现实,把每周52小时制在今后三年内暂缓等,弹性运用。198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再未出现新的全球性企业。这是因为以各种名义制定了更加密不透风的企业监管。这样怎能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在走向世界之前就在国内窒息了。只有解除不必要的监管、给予“竞争的自由”,才能出现第二个三星集团、现代汽车集团。

—也有不少事例是部分财阀家族的越轨行为等使大企业自招反企业情绪。

△经营界显然也有许多应反省之处。反企业情绪加剧,对业主家族越轨行为的反感也起了作用,这一点不容忽视。应对过去延续下来的违法行为进行反省,并防止重演。但部分业主家族的过错不应成为束缚企业经营和治理结构的借口。事实上,政府一直恶意利用反企业情绪来增加企业监管并使之正当化。反企业式的做法是危险的。不能因为厌恶越轨的企业人,就妨碍企业经营、阻挡企业活动。需要有提高企业竞争力、使企业文化更加成熟的智慧。

<He is...>

1963年生于忠南洪城,毕业于高丽大学经济学系。在高丽大学研究生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布坎南之家客座研究员、韩国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其后历任自由企业院事务总长、副院长,现任自由企业院院长。同时担任韩国哈耶克学会会长。为让更多人了解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积极面,从事讲演与写作活动。主要著作有《以金融知识致富》《什么是市场经济》《劳动的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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