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激活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而凸显重要性的海外企业回归国内(回流),政府本月初推出了取消海外工厂缩减要件、补贴最高扩大2倍等各种激励措施。但专家指出,需要更为积极前瞻的诱导政策。尤其强调,必须制定能带动大批合作企业一同回归、生产和就业创造效果显著的大企业回流方案。为此,应具备制度灵活性,例如仅将部分委托生产(外包)订单转回国内也认定为回流,从而促使大企业调转脚步。同时也有人提出,有必要果断打破此前阻碍国内回流的劳动、首都圈等“岩盘监管”。
事实上,大企业回流被评价为可弥补低迷回流业绩的最大“一击”——自2014年以来的7年间,仅有71家企业回归。据韩国经济研究院测算,Samsung Electronics若将年营业收入排名第一(258亿美元,以2018年为准)的越南第二工厂的“Galaxy”智能手机系列产量中仅25%转回国内,将产生总计12.7万亿韩元的生产诱发效果。同时还可期待创造3.5万个就业岗位。若回流比例扩大到50%,生产和就业诱发效果将分别翻倍至25.5万亿韩元和7.1万人。这比回流仅限于中坚和中小企业时的经济效果更大。
不仅是智能手机等电气电子领域,汽车、电气设备、基础金属、化学等主要由大企业经营的行业经济效果也较大。假设韩国制造企业将产量的5.6%回流,预计将分别创造汽车42694人、电气电子31664人、电气设备10497人、化学6529人的就业效果。
政府也考虑到这一点,1日通过“下半年经济政策方向”表示将取消《租税特例限制法》上税制支持标准中的海外工厂缩减要件。即取消定为“海外产量的25%”的回流认定标准,按产量减少幅度比例享受减税。但有观点指出,认定范围应进一步灵活调整。大韩商工会议所经济调查本部长李京相强调:“大企业可能把回流理解为‘缩减全球经营’的意思”,“除在国内新建、扩建生产设备外,向国内企业进行外包的情形也应认定为回流,应果断降低门槛。”
更有大量声音认为,根本上须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专家们尤其一致认为,降低劳动成本不仅对大企业,对整体回流的激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削减人力成本是韩国企业进军海外的主要因素之一。事实上,2010年至2018年,韩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年均增长2.5%。单位劳动成本是生产一单位商品所需的劳动成本,其上升意味着制造成本竞争力下降。相反,韩国企业进驻最多的中国、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奥地利、日本、波兰、新加坡、德国等10国的平均单位劳动成本同期反而下降0.8%。德国(-2.7%)、日本(-3.8%)等发达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降幅也很明显。韩国劳动成本高的原因被认为是劳动灵活性低。文在寅政府上台后,每周52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上调等劳动监管强化趋势加剧。延世大学经济学部名誉教授金正植指出:“最重要的是解决劳资问题。企业越大工会越大,劳资纠纷是最大问题”,“劳资纠纷不稳定,企业就不容易回来。”
放宽首都圈监管的必要性也被高度提及。政府近期决定为回流至首都圈的企业提供最高150亿韩元补贴。此前仅向回流至地方的企业发放补贴,此次部分缓解了对首都圈与地方入驻企业的政策差别待遇。此外还决定在首都圈工厂总量制范围内优先分配给回流企业。但有观点指出,为激活首都圈回流,应放开工厂总量制本身。/世宗=记者 赵阳俊、金宇宝 mryesandno@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