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08 | 박태준 기자

[黎明]我们对待新药研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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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故事:亚历山大·弗莱明成功研制的抗生素青霉素,源自偶然飞入实验室的青霉。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奇迹新药”竟被搁置了十多年。1929年弗莱明通过英国一家医学杂志介绍的青霉素,直到能够大规模生产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才得以问世。

法国生化学家路易·巴斯德发表著作《对自然发生说的批判》是在1861年,在此之前人类相信一切疾病的原因不是细菌而是坏空气。在巴斯德之前怀疑细菌存在的匈牙利妇产科医生塞梅尔魏斯,未能证明其推论,遭到世人嘲弄后被送入精神病院,并在那里被警卫殴打致死。

据说人类关于糖尿病的记载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印度就已出现。但对这一可怕疾病治疗的研究,始于1889年约瑟夫·冯·梅林与奥斯卡·闵科夫斯基这两位欧洲医生确认胰腺功能之时。而如今身为大型药企之一的礼来在北美市场首次销售胰岛素,是在此后34年的1923年。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半截式”日常持续了数月,我常被问到“治疗药或疫苗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虽然此前对新药诞生之难有过模糊认知,但通过在制药公司从事新药开发工作40余年的唐纳德·基什所著《猎药师》,我更深切地感受到那条艰难的路途。在无数新药候选物质中,能成功商业化的概率仅为0.02%。

尽管如此,地球上众多研发者仍忍受着以自身为受试者的辛劳寻找新药。这是为了拯救被疾病折磨的世界。如果新冠治疗药或疫苗无法研制成功,我们就回不到数月前那些理所当然的日常。这也正是我们对新药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无数失败与大小失误,应当给予声援而非斥责的理由。

去年被确认主要成分细胞构成有误的Kolon Life Science骨关节炎治疗药Invossa,从决定商业化到获得国内品目许可花了20年。这是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投入数千亿韩元开发的新药。但韩国国内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撤销许可,从发现错误起不到两个月便完成。

相反,4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致函可隆集团方面,通报称“导致临床暂停的所有事项均已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可以推进Invossa的三期临床”。这一场景可以让人看到美国专业机构对新药候选采取何种姿态。它以信任与等待,为或许即将问世的新药此前必须经历的曲折送上了声援。

2015年签下8项新药候选技术出口合同、提高了国产重磅药可能性的韩美药品。但此后有5项合同被解除,技术被退回。然而没有人能指责韩美药品接连的失败。如果没有会长林城基“要做出在全球市场获得认可的国产新药”的挑战,我们或许仍在制造过时原研药的仿制药。

就在此刻,仍有研究者为彻底消灭癌症、罕见疾病和传染病,有时忍受嘲弄与讥笑,坚持投身新药开发。关于为何需要对他们的失误给予鼓励与安慰,基什这样解释:“我相信绝大多数药学研究者都是诚实的人,他们真心致力于寻找能够帮助病人的药物。药品召回事件的大部分,并非源于欺骗或贪欲,而是因为在人体生理学知识最前沿工作的人们犯下的真实错误。” june@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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