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08 | 윤경환,박우인 기자

资深外交官们“韩日矛盾解法,应学求实利重于名分的金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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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与中国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进入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新冷战”之际,日本战犯企业财产变现问题又使韩日矛盾升温,各界对“韩美日三角同盟”出现裂痕以及韩国外交损失的忧虑加深。

特别是外交界内外出现了应向1998年的前总统金大中学习处理韩日关系之道的反省声音。1998年10月8日,金大中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就《21世纪韩日新伙伴关系共同宣言》达成一致,当天他在日本议会演讲中表示:“因为不到50年的不幸历史(壬辰倭乱与殖民统治),就让长达1500年的交流与合作历史整体失去意义,实在是极其愚蠢的事。”正如22年前金大中面向未来的思维转变为韩日关系打开新局面,如今韩国也需要通过谈“未来”来引导日本反省“过去”,这是近来忧虑韩日矛盾的资深外交官们的共同看法。

━ “以为煽动反日情绪有利是一种错觉……金大中不同” 在卢武铉政府时期担任总统秘书室国家安保辅佐官和驻日韩国大使的嘉泉大学讲座教授罗钟一(80岁)近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电话采访时表示:“通过金大中—小渊宣言,韩日两国消除了文化壁垒,韩国在日本的受欢迎度因此提高。”他惋惜地说:“只考虑狭隘利益、为国内政治目的煽动反日反韩情绪就对自己有利的想法,正在毁坏韩日关系。”他还补充说:“韩国从金大中推动的韩日和解中获益”,“若有金大中那样的政治家,(当下的)韩日矛盾本可妥善化解。”

更何况,在美中矛盾最大化的当下,任由作为东北亚自由阵营主轴的韩日关系走向破局,对韩国而言只能是自伤之举。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部大使金塾(68岁)表示:“在美国和中国‘划分阵营’的局势下,韩美日不应朝着削弱战略目标的方向前行”,“从中国或朝鲜的角度看,韩美日之中韩国是最薄弱的一环,越是这种时候越应以赢得友邦信任的方式应对。”

事实上,近来美国与中国从围绕新冠疫情责任论的口水战开始,在外交、经济、国防等全方位发生冲突,令世界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把所谓“打击中国”作为今年11月大选的最大战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在后疫情时代虎视眈眈地谋求两大霸权国家之一的地位。

因此,夹在美中之间的韩国有必要把日本当作外交杠杆。曾先后担任外交通商部(现外交部)第一、第二次官的前驻日韩国大使申珏秀(65岁)担忧地说:“在南北关系、韩美关系都不顺畅的情况下,若韩日关系也变成历来最差,我们的外交空间会一下子缩小。”

━ “日企资产变现是司法部门的决定,但不应放弃外交努力” 强制征用判决与强制资产变现决定虽属司法领域,但政府也不能疏于外交努力,这是资深外交官们的共同主张。应由高级实务层出面,以开诚布公的讨论而非套话式对话来解开纠缠的线团。两国国民的反日、反韩情绪依然存在,最高层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明显有意把韩日矛盾用于自身政治目的,但他们认为,在公示送达生效的8月4日之前,政府当事方之间完全有可能就创造性方案展开对话。也有意见认为,尽管三权分立是原则,但以外交交涉等为理由寻求“司法自我克制”的做法也完全值得考虑。

前共同民主党议员、前韩日议员联盟会长姜昌一(68岁)批评说:“今年1月初安倍首相还有意通过对话解决(强制征用判决与出口管制问题)”,“后来因新冠肺炎疫情支持率上不去,就把韩日关系政治化利用了。”他判断:“起因由日本提供,但政治如同生物,期间对话有可能重启”,“去年也曾出现好像国家马上要因(日本出口管制)垮掉的反应,结果并非如此,同样,到8月4日之前仍有余地。”

金塾前大使也主张:“如果韩国和日本带着面向未来愿景的共同战略目标(去接近),就可能各让一步”,“虽然法院已作出公示送达决定,但在两国外交谈判进行期间,可以从国家利益角度请求通过司法自我克制暂缓强制变现的执行。”

━ “比起执着名分和引导舆论,更需以实际利益为主的路径” 外交安保元老们特别指出,在韩日对话过程中,不应由难免对舆论敏感的最高层直接操办事务,而应由外交部等实务部门承担更积极的角色。他们指出,若日本内阁府与青瓦台全面主导外交事务,双方都难免过度顾及本国政治因素。

申前大使担忧地说:“日本是安倍首相和内阁府包办(韩日关系事务),我们则是青瓦台全揽”,“过去韩国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会排除情绪地会面,如今外交事务中国内政治因素的比重变得极高。”金前大使表示:“首脑会谈存在一旦未能达成协议就走向破局的风险”,“实务层出面已经太晚,需要部长级等高层干部面对面会谈,拿出创造性方案。”

对政界也接连出现忠言,要求放下对名分的执着和引导舆论式的应对,以国家利益和受害者的实际利益为主来处理。

罗教授表示:“政治人物不要只说司法部门已作决定所以不行,而应直接进行外交尝试”,他反问:“如果只需要司法部门的判断,那要外交部和政治人物做什么?”他还指出:“前国会议长文喜相本想做些事,却因市民社会反对、青瓦台不予接纳而受阻”,“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无法仅凭对错立场来搞外交。”

申前大使说:“政府几乎没有努力去了解受害者的意见是什么”,“在强制征用问题上,日本与我们社会的感受差距巨大,却只高举反日名分,不考虑对方立场。”他接着解释:“如果真要以受害者为中心解决,就必须准确了解受害者想要什么,而受害者其实最关心的是拿到钱”,“这些人大多属于低收入阶层,比起名分,他们更强烈地希望现实地拿到赔偿金或补偿金。”

也有强烈的声音呼吁,不应只由韩国政府表现对话意愿,日本同样应展现走上对话渠道的意愿。姜前议员无奈地说:“日本也得多少谈一谈”,“此前(日本)把门锁上、让一切中断,连谈外交问题的余地都没有。” /尹京焕·朴宇仁记者 ykh22@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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