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至1994年,非洲卢旺达爆发内战,胡图族政府军与卢旺达北部少数民族图西族反政府武装交战,约100万名图西族人(包括平民)遭到屠杀。这场近乎种族灭绝的屠杀被公开后,当时全世界为之震惊。20多年后,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的神经精神科学者在调查从屠杀中幸存下来的50名当时怀孕的图西族女性及其所生子女时,取得了一项重大的生物学发现。这些女性中有一半身处大屠杀现场,另一半并未亲眼目睹大屠杀现场。这些学者对这些女性及其子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程度、与压力相关的血中皮质醇含量以及DNA的特定区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与未目睹屠杀的女性不同,只有目睹屠杀的女性及其子女在同一特定部位出现了DNA变异。这意味着人们在人类身上发现:精神创伤可引起遗传变异,并在长期内表现为神经精神症状,同样的DNA信息还可能遗传给后代。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大流行的官方统计显示,全球约0.1%的人口被感染,感染者中约6%因此死亡。与卢旺达内战相比死亡比例较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应较少,但对经历过感染与隔离治疗的人、经历亲属或熟人死亡的人而言,这必定是严重的恐惧体验。即便未经历感染与死亡,人们也不断从新闻中接触感染者与死亡者的消息,对感染与死亡的恐惧正传递给所有人。同时,由于害怕与感染者接触以及自发隔离,许多人承受着心理压力,即陷入回避与人接触、感到自己被孤立的心理状态。
从类似的历史案例看,14世纪欧洲鼠疫流行时,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死亡者增加导致劳动力丧失,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崩溃,而在孤立的生活中掀起了文艺复兴的艺术革命。当前COVID-19大流行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或许远大于非接触式聚会增多、居家办公普及、在线教育定型这一程度。同时,经济衰退将推高失业率,两极分化加剧,各国社会不安频发,本国优先主义也将加剧国家间矛盾。还出现了一种责任论:人类的傲慢过度破坏自然,才催生了未知病毒。我想,当我们找到办法,从不知不觉间刻印在大脑中或记录在基因里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时,在这场变化的终点,个人、社会与国家或许会更具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