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的孩子令我们悲伤。当初秋的阳光洒在庭院一角发现的小鸟尸体上时。总的来说,秋天令我们悲伤。”
不只是哭泣,也不只是死亡。我们身边引发悲伤的琐碎之物如此之多,写满一篇文章也绰绰有余。悲伤不会按次序到来,也不会依因果关系而生。它有时深深刺入胸膛,有时又忽然掠过。
有一篇文章,把或许会永远延续下去的无尽悲伤清单,全都装进了一个段落。这是不曾涉足诗歌或小说的专业随笔作家金晋燮的手笔,也是长久以来打动韩国人内心的《令我们悲伤的事物》。
这篇让金晋燮之名广为流传的文章,译于殖民时期的1936年,后来成为光复后出版的第二本随笔集的开篇之作。金晋燮曾在第一本随笔集的最前和最后翻译刊载德语诗歌,而为第二本随笔集《生活人的哲学》,他特别挑选了《令我们悲伤的事物》。可见金晋燮对德国文学充满热爱与自豪。
金晋燮是留学日本的韩国第一代德国文学专业学者。他是大学时期组建的海外文学派的一员,作为青年论客活跃一时,与当代赫赫有名的文坛前辈们毫不退让地激烈交锋。他的经历也颇为独特。与外国文学专业者大多投身文笔界不同,金晋燮在京城帝国大学图书馆工作十余年,日据末期转入京城广播局。因此光复之后,他顺势出任广播局首任编成科长和首尔大学首任图书馆长。
令人悲伤的是,金晋燮在韩国战争爆发后不久被掳往北方,连生死都无从知晓。但《令我们悲伤的事物》却长久留存了下来。这得益于国定教科书。金晋燮的译文持续被收入高中二年级国语教科书。
细想起来,这是极为奇怪的事。众多被掳北、越北、留北的文人以反共之名被彻底抹去,唯有金晋燮一直享有声誉。将金晋燮从意识形态暴力中护住的,是海外文学派的同志们。殖民时期活跃于文坛与言论界的外国文学学者,在光复之后带头创设各主要大学的外语文学系。他们既是大学教授,也是教科书编纂委员。
随着被国家森严审查牢牢束缚的作家们在1980年代末大规模解禁与平反,《令我们悲伤的事物》反而开始被遗忘。因为时代变了,海外文学派的权威与影响力也消失了。
令我们悲伤的事实还有一个。金晋燮翻译的《令我们悲伤的事物》是德国作家安东·施纳克的作品。安东·施纳克究竟是谁?
安东·施纳克生于1892年,与春园李光洙同龄,对金晋燮而言是同时代作家。然而他在德国都不被人记住,反倒远不及李光洙或金晋燮。而且安东·施纳克是1933年向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的88名文人之一。他的兄长、诗人弗里德里希·施纳克也一同列名。这意味着是积极参与纳粹的文人兄弟吗?
没错。事实上安东·施纳克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这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培养成出色的战争诗人。侵略狂热达到顶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已步入五十多岁,却又奔赴前线。安东·施纳克还曾被美军俘获,经历战俘生活。
金晋燮翻译《令我们悲伤的事物》的1936年,是因柏林奥运会而炽热的一年。在纳粹帝国倾尽国力举办的盛典上,佩戴日章旗的马拉松选手孙基祯与南升龙戴上了桂冠。巧合的是,孙基祯是金晋燮的校友后辈。下一届奥运会原定在东京举行,却因日本侵略中国和整个亚洲而被取消。这不能不令我们悲伤。
金晋燮真的对安东·施纳克一无所知吗?若是深深沉醉于优美的德语文句,即便不知道,或许也不算大过。即便如此,展现悲伤之诗性连锁的安东·施纳克的文句,果真那么出色吗?至少后世的读者理应有过一次怀疑。
有时翻译会抓伤我们、让我们淤青。在一个从殖民地获得解放的国家,用国定教科书数十年间堂而皇之地教授、学习并背诵安东·施纳克的历史,才真正令人羞愧。“这一切也同样令我们的心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