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04 | 정민정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新冠令非正规就业时代全面到来…须确保劳动灵活安全性”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疫情)掀起的浪潮已超越医疗领域,正在瞬间瓦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曾主导我们生活的所有公式。尽管韩国防疫被全球誉为典范,但国家实力与市民素质是否同步成长仍令人存疑。后疫情时代将走向何方,不断下坠的韩国经济是否还有出口,垄断政治权力的进步势力是否走在正确方向上——在无数疑问盘旋于脑海之际,记者听取了“苦思型知识人的象征”、浦项工业大学讲座教授宋虎根的思考。

宋教授3日在首尔三成洞浦项制铁大厦企业市民研究所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新冠疫情催生的非接触经济,将全面开启兼职族等非正规就业的时代”,“与其强制企业创造岗位,更应顺应时代变化,同时确保劳动的灵活性与安全性。”就共同民主党议员尹美香及正义记忆连带等的会计不正嫌疑,他指出:“386世代特有的业绩导向倾向,使其丧失了道德性与程序透明性等民主主义的本质”,“应以此为契机,斥责并革新市民团体整体蔓延的懈怠。”

——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韩国防疫受到新的关注。这一过程中积累的危机管理经验能否成为资产?

△事实上,仅在疫情扩散初期的今年2月,政府并未妥善应对。在对新冠疫情本质尚未准确掌握的情况下,专家意见(如禁止中国人入境等)被忽视,乐观观望致使事态扩大。口罩混乱令国民不满加剧,面对大规模感染也束手无策。但相较其他国家,韩国防疫做得相对出色,韩国防疫因此成为成功模式。我想,或许韩国拥有能够阻遏新冠疫情本质特性的独特力量。

——韩国拥有的独特力量是什么?

△新冠疫情具有传播率快而致死率低的特性。通过大规模推行节制活动与聚会、扩大居家办公等社交距离措施,得以最大化防疫效果。这得益于危机来临时迅速应对并凝聚的国民反应性发挥了作用。并不是政府政策做得好才防疫成功,而是国民反应快,使政策看起来成功了。

——有人说以新冠疫情为分界,划分为疫情前与疫情后。经历疫情的“新冠世代”生活将会如何?

△他们将成为暴露于广泛而日常化风险中的第一代人。此前人类一直只朝着增长疾驰。对破坏地球的现代文明的正式反思始于1960年代,但从未作为足以动摇人类史的议题走到前台。我也因这次疫情猛然警醒。但这只是地球发出的极小警告,从现在才刚开始。从这一点看,新冠世代的首要关切将是如何维持生活的根基。关注点会集中在延长地球的生命、使可持续生活成为可能。

——2013年您通过《他们不出声地哭》描绘了婴儿潮世代的孤寂自画像。您如何界定386世代?

△包含婴儿潮世代的1970年代学号与属于386世代的1980年代学号,在解释民主主义的方式上根本不同。1970年代学号偏理想主义,而1980年代学号偏行动主义。前者讲究道德等理想价值,后者则是计较实践行为效果的现实主义者。386世代批评1970年代世代的核心口号是“你们只说不动。我们要摆脱你们的遗产”。他们很早就(从1970年代学号的局限中)摆脱出来,向民主主义猛冲,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个人牺牲有价值的底层认知。仅看他们对待前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一家疑云或尹议员会计不正嫌疑的态度,就可见即便存在部分过错,也倾向于认为(过失)不及进步阵营积累的历史成果之大。386世代的框架以实绩与业绩为中心运作,带有掩盖过错的倾向。比起正义、公正等民主主义核心价值,他们更看重在现实政治中斗争时习得的规范与语法,并以再次强化这些规范的方式运作。没有说服对方与讨论的过程、手持燃烧瓶穿越斗争年代的经验特殊性,被原封不动投射到现实政治中。如今无论如何向政权呼喊(说方向错了)都没有回响,恐怕是因为他们被锤炼成一旦确定方向就不听外部意见、一路猛冲的模式。

——这是韩国式市民运动的局限暴露了吗?

△我国同时具备亚洲市民运动最强、而市民参与率极低的异质特性。韩国市民团体的市民参与率约为6%,不仅无法与英国(80%)、瑞典(60%)、美国(40%)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低于日本(10%)。但市民团体的政治影响力比任何国家都强。这源于其以反抗独裁政权的运动起步、以斗士为中心形成的先天特殊性。市民运动的指向点在于中央政治舞台而非市民,这也构成局限。如果某人提升了市民运动的地位、为社会变化作出贡献,那么(如尹美香事件那样)个人的敛财本身就被视为不重要。现实是,既严格自我管理又以市民运动活动家身份生活很难,深知这一点的多数市民团体对此次事件只能沉默。为了提早实现民主主义,他们以非民主方式推进市民运动,这种运作方式可以说界定了韩国式市民团体的现状。应以此事为契机,反省并革新市民团体无意识中浸染的懈怠与麻木。

——围绕紧急灾难支援金,出现了担忧民粹主义的声音。

△虽然紧急灾难支援金出自疫情紧急状况,但可以明确的是,以此为起点,民粹主义的大门正在全面打开。民粹主义蔓延的条件已经具备。庞大的执政党、相对弱小的对抗势力、迫在眼前的经济危机等便是代表。考虑到南美式民粹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我们同样很可能走向那个方向。

——虽被疫情掩盖,但文在寅政府的经济失政难道不是应当追究的问题吗?

△文在寅政府被评价为行动力强,但这也意味着即便判断错误,也极可能一直推行到底。代表性例子就是收入主导增长政策。许多专家指出该政策有误,但政府根本不予理会,抱着出了问题再说的态度。1980年代运动圈内化的霸权语法被原样贯彻。执政党的局限在于缺乏关于现实诊断有误时该怎么办的集体预案。从这一点看,韩国版新政的成败将左右现政权的命运。

——疫情的损害集中在呼叫中心、物流中心等社会弱者身上,经济也在进一步恶化。

△必须确保劳动的灵活安全性,即同时确保灵活性与安全性。解雇与招聘应自由进行,充分保障劳动市场的自律性。没有活时解雇、有活时再招聘,形成良性循环即可。为此,雇佣保险这类社会安全网是必需的,这是政府的角色。不过,不应以在现有雇佣保险上追加的方式,而应设计反映多样化雇佣形态的“第二雇佣保险”。

——文在寅总统近期提到了“财政的良性循环”。

△这是要让财政、增长、就业三大支柱形成良性循环。即政府财政(通过雇佣保险、失业补贴等)保护就业,(财政承担一定部分人力成本后)企业通过降低成本实现增长并增加就业,增加的税收又投入财政,形成良性循环。要取得这种双赢效果,必须由政府与企业共同分担负担与贡献份额。但我们却催促企业增长、施压企业增加就业,同时提高税收榨取企业。虽然宣称要成为“就业政府”,但创造岗位、分享岗位、守护岗位的角色分担并未实现。企业创造岗位,工会(让出既得权益,分给非正规工或青年求职者)分享岗位,政府通过社会安全网守护岗位,但现在所有责任与负担都被推给企业。现政府的收入主导增长正在摧毁经济基础,只是抽走主要经济行为者的力量,这既不是左派政治,只是无知的政策。/评论委员 郑敏贞 jminj@sedaily.com

He is

1956年出生于庆北荣州,毕业于首尔大学社会学系。在哈佛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首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担任首尔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等职,2018年起任浦项工业大学人文社会学部讲座教授。著有《他们不出声地哭》《未曾走过的路》《烛光的时间》等多部作品。继《人民的诞生》(2011年)、《市民的诞生》(2013年)之后,“诞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国民的诞生》将于今年8月出版。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