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掀起的巨浪正超越医疗领域,瞬间摧毁了曾支配我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活的所有公式。尽管韩国防疫被誉为全球典范,但国家的实力与市民的素质是否同步成长,令人疑问。后疫情时代将走向何方,不断下坠的韩国经济是否还有出口,垄断政治权力的进步势力是否走在正确方向上——带着这些在脑中盘旋的无数疑问,我们聆听了“苦思型知识人的象征”、浦项工科大学讲座教授宋虎根的见解。
宋教授3日在首尔三成洞浦项制铁大厦企业市民研究所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COVID-19催生的非接触经济,将全面开启兼职族等非正规职的时代”,“与其强制企业创造岗位,更应顺应时代变化,同时确保劳动的灵活性与安全性。”关于共同民主党议员尹美香及正义记忆连带等的会计不当疑云,他指出:“386世代特有的业绩导向倾向,使其错失了道德性与程序透明性等民主主义的本质”,“应以此为契机,斥责并革新整个市民团体中弥漫的懈怠。”
——在应对COVID-19的过程中,韩国防疫受到新的关注。这一过程中积累的危机管理经验,是否能成为我们社会的资产?
△在疫情扩散初期的2月,政府应对不力是事实。在尚未准确把握COVID-19本质的情况下,医师协会等专家的意见(如禁止中国人入境)被忽视,且以较为乐观的态度观察形势,致使事态扩大。口罩混乱引发国民不满加剧,面对大规模感染也束手无策。然而讽刺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防疫做得不错,韩国防疫由此成为成功模式。我想,韩国或许原本就拥有某种能够阻断疫情本质特性的独特力量。
——所谓疫情的本质特性是指什么?
△COVID-19具有传播速度快但致死率低的特性。通过大规模推行减少活动与聚会、减少外出、扩大居家办公等社交距离措施来阻断接触,从而使防疫效果最大化。这有赖于危机来临时迅速反应、凝聚起来的国民反应性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并非政府政策做得好才防疫成功,而是国民反应快,才使政策看起来成功。防疫比当初预期做得更好也是事实。民间医疗人员和志愿者的牺牲提供了支撑,防疫当局的领导力也起了很大作用。但部分人认为凭韩国防疫就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评价,多少有些草率。发达国家宣言只局限于极小一部分。
——也有评价认为,以COVID-19事件为契机,市民意识更加成熟了。
△宽容地解读,可以说通过这次经历市民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成熟,但我目前还不想这样判断。韩国人整个20世纪都是在突破危机中走到今天的,因此具有对危机反应性强的特性。这能否称为市民意识,令人怀疑。当然,因COVID-19而启动了共同体式的自发主义(voluntarism)是事实。但如果这是局限于特定地区或特定阶层的危机,这种共同体式自发主义还会运作吗?我认为不会。举个例子,2011年牛眠山山体滑坡时,清除泥土的并非居民,而是附近的军队部队。市民意识确实在成长,但市民意识的整体基础仍不牢固。
——有人说以COVID-19为界,划分为疫情前与疫情后。经历过疫情的“疫情世代”的生活会如何?
△他们将成为暴露于广泛而日常化风险的第一代。此前人类一直朝着增长无休止地狂奔。对破坏地球的现代文明的反思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但至今从未成为足以动摇人类史的议题。我自己也因这次疫情猛然醒悟。但这只是地球发出的极小的警告。从现在才开始。就此而言,疫情世代的首要关切将是如何维持生活的家园。关注点将集中于延长地球的生命、使可持续的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将归结为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如何在新兴的非接触经济中稳稳立足。
——病毒的反扑唤醒了对生存本身的警觉,生活方式似乎也会大幅改变。
△人们将积极探索与地球共生的方法。预计替代手段会兴起,例如不再亲自出行而改用配送服务。环境相关研究报告显示,人类行为中约15%与碳排放有关,为减少这一部分,我想或许会引入某种碳税,即通过测量衣食住等个体行为来征收碳税。随着出行量本身减少,移动出行规模不得不缩小,城市文明也将迎来巨变。人类历史与城市文明的演进同轨,而在城市解体、人口向农村分散的过程中,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景观本身将发生巨大变化。
——2013年您通过《他们不出声地哭》描绘了缔造工业化时代的婴儿潮一代的落寞自画像。很想知道您如何界定386世代。
△386世代掌控着政治、经济、社会大部分领域,这是事实。仔细看,386世代与婴儿潮一代有相当多重叠之处。70年代入学者的价值观与80年代入学者的价值观也并无很大差异。我预计,386世代的角色大概会在完成前一代渴望却未能做到的事情、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环境后结束。从这次大选来看,今后7~8年现有权力将得以维持。保守已经崩塌,进步将在保守的坟墓上疾驰,但为未来世代开辟新天地后退场才是最好的。不过是否真能以如此美好的姿态退场,仍是未知数。
——去年曹国前韩国法务部长官一家的疑云是这样,这次尹美香事件和正义记忆连带的问题也一样,进步势力的矛盾似乎被完整映照出来,令人遗憾。
△解读民主主义的方式大不相同。如果说70年代入学者是理想主义的,那么80年代入学者可以说是行动主义的。70年代追究道德等理想价值,而80年代则是追究实践行为是否有效果的现实主义者。因此386世代批判70年代入学者的核心口号是“你们只说不动。我们将摆脱你们的遗产”。他们很早以前就已摆脱(70年代入学者的局限),朝民主主义猛冲,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牺牲重要且有价值的认识深植其底层。仅看对待尹美香事件的态度也能明白,即便有部分过错,他们认为(过失)也不比此前进步积累的历史成果更大。386世代的框架以实绩和业绩为中心运作,倾向于掩盖些许过失或错误。比起正义、公正等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他们更重视并强化在现实政治中斗争时体悟到的规范或语法。无暇说服对手或进行论争而穿越斗争年代的经验特殊性,也清楚地体现在政治权力上。如今无论怎样向政权呼喊都得不到回响,正是因为他们被锤炼成一旦确定方向就不听别人话语、一味猛冲的样子。就我个人而言,最近尽量不写表明政治立场的专栏。说了也没用,只能认命。
——韩国式市民运动的局限这次也清楚暴露出来。
△我国呈现出异质的特性:既是亚洲市民运动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市民参与率又最低。市民运动团体的市民参与率约为6%,不仅与英国(80%)、瑞典(60%)、美国(40%)等西方发达国家无法相比,甚至低于日本(10%)。但市民运动团体的影响力比任何国家都强。这源于其以反抗独裁威权政权的运动起步、以斗士为中心形成的先天特殊性。仅以烛光示威为例,它并非由市民运动团体派生,而是各家各户各自举起蜡烛汇聚到广场。其他国家中,家庭与广场之间的重要桥梁角色由市民运动团体承担,而我们跳过了这一环,从家庭直接走向广场。市民运动团体的指向更多面向中央政治舞台而非市民,这也是其不得不与市民脱节的原因。结果是,如果某人提升了市民运动的地位并为社会变化作出贡献,那么(如尹美香事件那样)个人的污点便不算什么。现实是,严格自我管理的同时很难成为市民运动的名人,多数市民运动团体保持沉默也是同样原因。386世代特有的业绩导向倾向,正在犯下使其错失高度道德性与程序透明性等民主主义本质的错误。
——市民运动家的道德性严重受损,归根结底是否因为经济基础薄弱这一问题潜藏在底层?
△在西欧,市民运动萌芽初期的会计管理也不严谨。随着时间推移,自净作用开始运作,逐渐具备了先进的文化与组织。我国的一大局限是市民参与率本身低。由于仅靠会费无法运营,市民运动团体的政治化便急速展开。例如,任何一个市民运动团体在发表声明时都不会征求每一位会员的同意。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决策甚至未经最基本的民主程序。为了尽早实现民主主义,人们以非民主方式推进市民运动,而这种运作方式规定了韩国式市民运动团体的现状。既然尹美香事件暴露了这些问题,就应借此机会让市民运动团体反省自己无意识中浸染的懈怠与麻木,并以此为自我革新的契机。
——反过来说,386世代以行动为中心的经验在现实政治中不正在发挥效果吗?
△当像COVID-19这样冲击整个社会的危机来临时,寻找出口或引领变化的危机应对力非常出色。紧急灾难补助金就是代表。方向一旦确定,执行极为迅速。如果是保守党,能否这么快向全体国民发放灾难补助金,令人怀疑。
——也有声音担忧民粹主义。
△紧急灾难补助金虽是在COVID-19紧急状况下及时提供的,但民粹主义的大门正以此为起点打开。民粹主义盛行的条件已经具备:庞大的执政党、相对弱小的对抗势力,经济危机又已迫在眼前。考虑到南美式民粹主义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孕育的,我们也很可能朝那个方向走。
——虽然被疫情事件掩盖了,但文在寅政府的经济失政难道不是应该追究的问题吗?
△行动力强,换个角度解读就是:固执于错误判断并一路推行到底的余地很大。代表性例子就是收入主导增长。许多经济专家指出收入主导增长政策方向错了,但他们连耳边风都不当。大概是“出了问题到时候再说”的做法吧。80年代运动圈内化的霸权语法被原样贯彻。若在正确判断下执行固然好,但若非如此,就要背负相当大的成本负担。执政党的局限在于,缺乏对“现实诊断错误时该怎么办”的集体后备方案。就这一点而言,韩国版新政的成败将左右现政权的命运。
——具体来说呢?
△在文在寅政府初期的2018年受邀到青瓦台演讲时,我曾就每周52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制、非正规职转正规职的推进劝告说:“目的是正义的,但手段错了。恐怕会一团糟。”当时政策室长张夏成说请等6个月,结果如何?向就业稳定基金投入了数万亿韩元,可失业者激增,企业不是喊苦连天吗?
——因COVID-19,呼叫中心、物流中心等我们社会弱势群体受害集中,经济也更加恶化。有没有解决方案?
△这是说必须同时确保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与安全性,而这只有在解雇与招聘可随时自由进行时才有可能。政府应适用雇佣保险,以降低劳动者生计不安等风险。不是在现有雇佣保险上追加,而是反映多样化的雇佣形态,设计“第二雇佣保险”。
——最低工资委员会关于明年最低工资的审议已正式启动。急剧上调对我们经济是相当大的负担。
△2017年每小时6470韩元的最低工资,今年急升至8590韩元。想必没有人反对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但必须处于企业能承受的水平。举个极端例子,如果以2017年时薪为基准,由政府承担约2000韩元的上调部分,副作用会小得多。现行就业稳定基金的方式是雇主先支付上调部分,然后带材料来由政府补贴一定比例,但愿意心甘情愿承受这番麻烦的经营者有多少?大部分业主与其领取部分政府补贴,恐怕觉得解雇更省事。反正都要投入财政,不明白为何要把事情弄得如此复杂、又如此低效。倒不如由劳动者取得业主确认后,向居住地区的雇佣劳动厅提交必要材料并直接领取,这样不是更好吗?结果是钱照花,效果却减半。
——文在寅总统最近提到“财政的良性循环”。
△这是指让财政、增长、雇佣三大支柱形成良性循环。即政府财政(通过雇佣保险或失业补助等)保护雇佣,(若财政承担一定部分人力成本)企业便能减少成本而成长,企业成长则增加雇佣,增加的税收再投入财政,形成良性循环。不过,要让财政与增长产生双赢效果,必须采取政府与企业共同承担负担、分担贡献的方式。可我们却催促企业成长、施压其增加雇佣,同时又提高税收榨压(企业)。虽然宣称要成为“就业政府”,但创造岗位、分享岗位、守护岗位的各自角色分担并未实现。企业创造岗位,工会(让出既得利益,把岗位分给非正规职或青年求职者)分享岗位,政府则应通过社会安全网守护岗位,但现在所有责任与负担都被推给了企业。这是在摧毁经济基础、只是在削弱主要经济行为者的力量,因此这既不是左派政治,只是无知的政策。
——作为“诞生三部曲”的收尾之作,《国民的诞生》即将出版,内容是什么?
△从1894年到1910年的16年间,人们摸索“市民”这一身份认同,却随即成为殖民地。韩日强制合并之后,公共舆论的场域一片黑暗,但人们通过小说与宗教等觉悟自我,“国民”这一身份认同随之萌芽,并在1919年三一运动中爆发出来。三一运动可说是作为大韩帝国国民走上街头的历史性事件。但国民是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下诞生的,而将胸中的国民意识现实化的过程,便延续为抗日斗争。 /郑敏贞 论说委员 jminj@sedaily.com
He is
1956年生于庆北荣州,毕业于首尔大学社会学系。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首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担任首尔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等职,2018年起任浦项工科大学人文社会学部讲座教授。著有《他们不出声地哭》、《未曾走过的路》、《烛光的时间》等多部作品。继《人民的诞生(2011年)》、《市民的诞生(2013年)》之后,诞生三部曲的收尾之作《国民的诞生》将于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