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03 | 최수문 기자

[驻外记者崔秀文的中国页] <54> 口称“GDP翻番做不到也要消除绝对贫困”……负增长预期下恐难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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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31日公开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0年新年贺词》中有这样一段内容:“一年来,许多人、许多事感动着我们。始终不忘初心的张富清,把青春和生命献给扶贫事业的黄文秀,火灾现场的31名四川勇士,守护战友的杜富国,以11连胜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女排姑娘们……这些不辞辛劳、不惜牺牲的人们,以平凡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故事。”

略作说明的话,这里的张富清和杜富国都是军人。张富清是曾参加国共内战的老兵,杜富国是在排雷中身受重伤的伤残军人。由于中国是军队优先的社会,被点到名字的军人就有两位。四川勇士则是在四川省扑救山火中牺牲的消防员。

其中黄文秀颇为特别。她1989年出生,2011年在山西长治学院(大学)读书时入党。此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学位,但她没有像当下其他年轻人那样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之后她在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2018年3月被任命为百色市下辖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村民委员会第一书记。去年6月16日是星期日,当晚她返回村里时,恰逢洪水暴涨被冲走身亡。共产党认定其为因公殉职。

在中国每年因事故牺牲的公务员并非一两人,能够这样出现在国家主席新年贺词中,意味着中国政府对这一议题相当重视。当下年轻人放弃大城市、到山区偏远地带从事扶贫工作,对中国而言成了重要的“宣传”对象。已故的黄文秀本人也出自宣传部。

这里有意思的是“第一书记”这一称谓。书记意味着中国国内某一组织的首脑,而“第一书记”顾名思义就是其中的首位。比如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中国基层地方政府也有第一书记。已故黄文秀的职务是村民委员会(村委)第一书记。中国最基本的行政组织是村委,原本村委的首脑由党支部书记和主任构成。若按韩国的方式假定村委相当于面事务所,主任就是面长,党书记则是该面的执政党委员长。当然,作为党国体制的中国,党书记处于主任之上。

中国共产党另外向村委派驻由党指定的“第一书记”。人选首先要年轻,业务知识也要丰富。工作内容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据称习近平执政后为集中力量扶贫,于2015年设立了这一制度。“第一书记”顾名思义,地位与原有组织的“党书记”相当。黄文秀30岁就成为村委“第一书记”。

据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报道,截至2018年,中国全国村民委员会共有20多万名第一书记。现在大概可以明白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特意提到黄文秀的理由了——就是要让20多万名第一书记效法黄文秀,不惜性命全力扶贫。

扶贫是2013年习近平执政以来一直高喊的“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的主要事业。进入今年,其重要性更加突出。因为在中美贸易战之中又雪上加霜地遭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冲击,中国季度经济增长率近半个世纪来首次跌入负值。

今年第一季度增长率同比为-6.8%(环比为-9.8%)。以当前中国经济状况看,第二季度也有负增长的可能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今年中国增长率预期设为1.2%。去年增长了6.1%。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一年之内下滑高达5个百分点。

中国曾公开宣称,将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明年即2021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小康社会一词出自儒家经典,意为“全体国民基本上享有安宁富足生活的状态”。这是所谓“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最先提到的说法,此后共产党员将其视为最高指令。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曾承诺,从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间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一番。理由是达到那一程度就会形成契合小康社会的收入水平。当然,为此在最后一年的今年至少需要5.6%的增长。起初被认为轻而易举,但COVID-19疫情在中国爆发并蔓延为大流行(全球性大流行)后,如今这实际上已成为不可能的目标。

中国在体量上被与美国并称为主要两国(G2),但在个人收入方面远低于美国。直到去年人均GDP才为7.0892万元人民币(1.0276万美元),刚刚突破1万美元关口。由于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哪怕短期无法增长也是巨大的社会冲击。

当然,中国政府也在进行自我合理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部长级)何立峰此前曾主张,在今年结束的第十三个五年经济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中,为完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大部分指标已经达到目标值。何主任表示“今年中国即使只增长1%,GDP也将达到10年前的1.91倍”,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解读:即便过去10年未能把GDP精确翻一番,但已基本接近综合目标,因此可视为实际上建成了小康社会。

不过,作为共产党,还是要有对外看得见的成绩。中国为平息国民不满而提出的,是一个人人富足的国家。为此至少不能有在绝对贫困中挣扎的国民。这就是中国政府指定负责扶贫的“公务员”、并设定目标值全力推进的原因。

上月2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项提到去年一年减少了1109万绝对贫困人口。当初去年的目标值是1000万人,报告夸耀称超额完成10%以上。

那么绝对贫困人口是如何减少的呢?据中国媒体解释,最重要的是保障收入。投入财政资金在农村建设农场或工厂,让农民有工作。并且动员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企业把产品卖到城市。居民自然就有了收入。若因居住地过于贫瘠而无法产生收入,就干脆把居民迁往其他地区。中国电视上常常出现偏远地区农民获得新住房而喜悦的新闻。

在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按去年标准指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于2390元人民币(约41万韩元)者。对地方首长而言,只能全力投入习近平的重点事业扶贫工作。处在扶贫工作最前线的人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一书记”。绝对贫困人口主要是分布在偏远地区的农民,因此他们的工作困难重重。

当然,这样一来也常常出现过头之举。今年1月江苏省政府发布称,截至去年年底江苏省内绝对贫困人口仅为17人。人口8000万的江苏省绝对贫困人口如此戏剧性地减少固然值得欢迎,但数字的可信度似显不足。中国一名网民在微博(中国版推特)上发帖称“据说江苏省只剩17名绝对贫困人口,遗憾的是我就是其中一个”,该帖一时走红。

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在统计上2012年为9899万人。此后到2018年减至1660万人,并得出去年年底仅剩551万人的结论。李总理通过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今年要使贫困人口归零”。

不过这样的“承诺”今年看来并不容易实现。因为扶贫最终需要实现经济增长,而今年的情况并不轻松。除了因COVID-19而萎缩的中国国内外消费水平,强行推进香港国家安全法所引发的中美矛盾也日益加剧。由中美贸易战开始的中国对外危机自2018年起进入第三年,反而在恶化。

中国的人均GDP也只是对总体收入的平均,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李克强总理上月28日在全国人大闭幕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3万元人民币(约516万韩元),但其中低收入的6亿人平均月收入只有1000元(约17万韩元)”。李总理本人甚至坦言“1000元的收入在中国中等规模城市(人口50万至100万)连房租都付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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