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7 | 김영기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 管理国家债务总量的“财政健全化法”必须在下届国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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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的余波下,美国与中国的霸权之争持续,经济不确定性不断放大。曾任韩国经济学会会长和统计厅长的西江大学经济大学院教授李仁实表示:“应当思考经济政策的‘性价比’”,并要求“最重要的是要把COVID-19当作政策变革的催化剂,重新布局”。不过李教授对为克服危机而集中投入财政表示警惕,强调“第20届国会未能处理的财政健全化法,下届国会必须制定”。在4·15大选前担任未来统合党公荐管理委员的李教授强调:“统合党的败北源于领导力不足、对引进人才的管理不足以及组织瓦解”,“政治应当为国民,而不是为自己的政治生存”。27日在钟路与李教授会面,听取了有关经济政策方向和下届国会课题等内容。

—认为COVID-19带来的经济冲击将长期化的看法正在增多。

△这次冲击将大于全球金融危机。因为全世界整体都受到了影响。COVID-19冲击与过去不同之处在于消费活动大幅萎缩。投资受挫可以重新创造,但消费不发生就消失了。人们的心理影响将持续到年底。传染病前后的心理状态不同。即使COVID-19结束,冲击也将持续很久。确诊者减少了,但经济余波现在才开始。会依次到来。现在是消费冲击,接下来会出现就业冲击。企业因业绩恶化而裁员,消费者只能再次减少消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193个国家中有154个国家将出现负增长。发达国家的冲击似乎会比发展中国家持续更久。发展中国家为1~2年,发达国家为2~3年。我们相对较轻,但出口将受到冲击。第二波大流行到来时的冲击难以估量。

—美国与中国的矛盾加剧正在扩大不确定性。

△只能走向霸权争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大选前会为政治生存努力到最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经济问题上也承受着巨大压力。特朗普总统到大选前可能会更加强硬,甚至走向极端。贸易战是做给外界看的,继技术战之后最终将是金融战。中国只要开放外汇市场就等于全面开放。金融战将是持久之战。不过中国似乎不会走到抛售国债等程度。即使美国大选结束,根据谁胜出会有程度差异,但美中矛盾局面仍将延续。

—COVID-19与美中冷战叠加,我们应对起来更加吃力。

△汽车、钢铁、石油化学等主力产业在结构上本就呈下滑趋势。因COVID-19而遭到直接打击。第一季度出口因半导体而看似尚可。这一点须好好反思。相对而言,大企业对美中矛盾已准备了近三年。但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没有准备,似将受到重大打击。企业在努力求生,政府似乎未能准确掌握情况。

—综合这些情况,您认为今年我国的增长率会如何?

△我认为将在0%到-1%之间。即使COVID-19提前平息,也大致如此。政府政策的实际效果似乎不大。现在也应改变政策基调。应以就业为中心。增加雇佣支援金让企业维持岗位,并提供金融或税制支援,就能提高政策的性价比。最重要的是,不纠正源于政策失败的部分,仅靠增加财政并不能解决问题。

—扩张性财政也使国家债务方面的忧虑加大。

△此前从未真正实现过健全财政。过去即便支出较多,也靠更高的增长撑住了。实际增长率正在下降,不能那样走下去。国家债务较多的国家中相当多具备发钞能力等,与我们条件不同,不具可比性。此前在举行财政战略会议时,我多次提出应实施为健全财政的法律。现行国家财政法只是抽象规定“确保财政健全性”,没有具体标准。因此在朴槿惠政府时期的2016年,韩国企划财政部向国会提交了管理国家债务总量的“财政健全化法”,但在第20届国会连讨论都没有就结束了。太遗憾了。中长期财政运用计划中设定了债务比率目标,但从未遵守,如今连要达标的说法本身都没有了。实际上已成一纸空文。下届国会必须制定财政健全化法。

—您强调了转换政策基调的必要性,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朴槿惠政府时期推进劳动、公共、金融、教育等四大改革,当时说哪怕做好一项。那就是劳动改革。结果没做成。在文在寅政府下反而在后退。劳动改革不是站在企业一边。这是救经济、救劳动者的路。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就业市场需要的是灵活性。劳动改革不是让解雇变容易,而是按技术使劳动结构多样化的概念。平台劳动在扩散,在既有框架内无法保护。劳动基准法是陈旧的框架。拥有180个国会席位的庞大进步政权应当谈劳动改革。

—COVID-19也在改变技术范式。需要怎样的政策变化?

△在网络授课方面我们也大为落后,这次技术变化似会大大提前。人们对平台经济有了切身感受,会很快改变。远程医疗等若硬塞进既有框架,就会出现畸形形态。应以借新冠冲击重新布局的思路改变政策基调。那样现任政府将长久受到称赞。当然,存在因监管而获益的人,抵抗也会激烈,但冲击来临时就要迅速改变。让其在监管沙盒里活动的说法太过悠闲。

—另一个范式变化是经济民族主义。回流(海外投资企业回归国内)正成为替代方案。

△遗憾之处在于几乎没有关于回流的分析。应当看数据了解工厂为何从中国迁往越南、缅甸,但相关机构不提供。若是为了降低成本,就该了解劳动成本降低了多少等,但无从得知。15年来一直在谈回流,实绩却糟糕不堪。政府关于回流说得冠冕堂皇,却不将政策付诸实行。即使企业想回来,工会一发声也无法为其挡住。想给税制优惠,其他方面又会产生分担金之类的费用。若不具备回流的环境,企业就不会回到国内。想要回流,就要知道此前为何失败。这样企业才会行动。劳动成本稍微便宜一点并不能让企业回来。

—归根结底是制度与环境的问题,但由于地区和利益集团的逻辑等,并不容易。

△20年前还是政府部门之间协商,如今不是那种时代,协调工作在国会进行。国会应具备专业能力,却在走向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只想着自己的政治生存,于是出现民粹主义。

—任期已不足两年的现任政府今后应当做什么?

△青瓦台里理解宏观经济的人不多。应当看大图景制定政策,但现任政府缺少这样的思考。必须不断学习。世界急速变化,而构想和执行政策的人却不学习。应认真倾听在最前线拼杀的企业的声音,却只听好听的话。要分析经济,就应以数据为基础做得更精细。应推进基于实证的政策。要思考钱怎么去、怎么用的性价比。(政策的)性价比是基本,却不去计较。对灾难支援金带来的经济效果也没有妥善检验。

—您在4·15大选中担任统合党公荐管理委员,但结果不佳。

△公荐本身可以给80分以上。不过现行公荐制度并不妥当。以舆论调查确定候选人,而调查的陷阱实在很多。以现在的公荐制度,无法造就让有实力、能推进正确政策的人进入的政治格局。外界所知与党内部相差很多。既没有细化战略,也没有对过去的自我反省。除了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数据,统合党自身的数据一个都没有。

—您认为统合党实质性的败因是什么?

△最大原因是领导力不足。党领导层身边的人应提出正确方向并据此进行选举,但并非如此。第二是引进人才后未能妥善管理。决定性的是组织严重崩坏。最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口称为国民的政治,实际做的是为自身生存的政治。应当深刻反省。/金永基 论说委员 young@sedaily.com

<She is>

1956年生于首尔,毕业于京畿女高和延世大学经济学系,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休斯敦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并历任韩国经济研究院金融·财政研究中心所长、国会预算政策处经济分析室长等职。曾出任首位民间出身的统计厅长和韩国经济学会首位女性会长。现为西江大学经济大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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