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意味着大政府时代的重新到来。”这是上月末美国《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的标题。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大流行影响,海外各国出现“大政府”时代即将到来的预测。为阻止疫情引发的萧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和日本银行(BOJ)等宣布“无限量化宽松”,实施史无前例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政府积极出面增加支出,甚至发布限制出行自由的封锁令,介入国民日常生活。随着有观点认为终结疫情事实上不可能,全球范围内大政府的到来似乎被视为理所当然。《华盛顿邮报》在题为《冠状病毒时代,大政府回来了》的报道中指出:“对这种规模的大流行的政治回应,可能需要二战以后未曾见过的国家东远集团”,“冠状病毒扩散带来的挑战要求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时代》周刊也在题为《我们需要大政府把我们从大流行中救出来》的报道中提到相较美国成功控制疫情的韩国、德国和中国等,强调了大政府的必要性。
重要的是如此扩大的政府的作用与方向。因为政府干预不仅可能无法产生经济效果,反而会阻碍增长。典型例子是巴西。一直追求“大政府”的巴西,由于政府积极干预,财政支出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与韩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20%出头相比,这一数字要高得多。问题在于,这些支出被用于populism性质的政策,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巴西政府雇用数千名公共部门员工,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据巴西经济学家拉乌尔·贝洛佐介绍,在卢拉和罗塞夫政权时期,巴西过半国民每月从政府领取收入。甚至还扩大了在渔民无法捕鱼期间每月发放补贴的“seguro-defeso”制度。尽管大规模扩大公共部门就业,据巴西国家统计局(IBGD)数据,巴西失业率从2014年的6.8%急升至去年的11.9%。美国传统基金会指出:“巴西GDP规模居世界第八,是中南美最大经济体,经济体量非常大”,但“庞大且过度中央集权的联邦政府数十年来抑制了经济自由,削弱了富有活力的民间部门的发展”。
当然,政府干预并非只带来负面结果。过去几年的法国就是典型。因过度保护正式员工、工时短而工资高、失业率高而被讥讽为“劳动者天堂”的法国,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政府的改革政策推动下彻底改头换面。马克龙政府推行了以下政策:△将原本没有上限的不当解雇赔偿金上限设定为1至20个月;△将集体协议谈判对象由行业别工会改为单个企业工会;△将不当解雇申诉期限由2年缩短为1年。此外,还放宽了全球企业的解雇与裁员条件,确保劳动灵活性,最终失业率从2014年的10.4%降至去年的8.2%,下降了2.2个百分点。《金融时报》评价称:“此前普遍存在的临时合同自2018年初开始减少。”这意味着与只会出现临时职位的预测不同,此前因解雇负担而不愿雇人的企业在劳动改革后反而积极推进招聘。投资银行贝伦贝格的经济学家弗洛里安·亨斯也表示:“得益于马克龙的劳动政策,到2022年法国状况大幅改善的可能性很高。”
加之法人税减税和取消富人税等亲企业政策,法国去年各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4%、0.3%、0.3%、-0.1%,被评价为超过同期录得0.5%、-0.2%、0.3%、-0.1%的德国。去年法国月度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一直领先德国。 /金娟河记者 yeona@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