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正在动摇世界贸易秩序。因为各国的封锁措施和本国优先主义带来的全球供应链(supply chain)重组,正要求既有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更何况,美国正打着把中国排除在外、重新编织产业供应链的"经济繁荣网络(EPN)"旗号,施压韩国参与。对韩国企业而言,可谓进退两难。延世大学经营学系教授、韩国生产管理学会会长许大植强调:"迎来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重组将加速","应针对区域集团化,着力在各大区域建立据点并构建创新平台。"许会长还提出:"应以划时代的诱导政策,积极把国内外企业吸引到韩国","要大胆向民间赋予权限和自主权,重振市场活力。"
-围绕COVID-19引发的全球供应链变化,讨论正酣。
△企业供应链是一个总括性概念,指从原材料供应商开始直至最终消费者的过程中,参与产品、信息、资金流动的所有企业。此前以美国为中心已有供应链重组动向,但因COVID-19,其速度更快,广度和深度也在扩大。COVID-19从需求和供给两个侧面对既有供应链造成冲击,由此给企业带来相当大的打击。韩国企业也到了应对后疫情时代世界市场环境及经济格局变化、重新审视既有全球供应链并转向强化市场竞争力方向的时候。
-再加上美国与中国的矛盾,对出口依存度高的韩国来说冲击难免很大。
△对韩国企业来说是非常为难的局面。虽然美中矛盾正在发生,但两国中任何一方都难以放弃。不久可能被逼到二者择一的悬崖边,因此必须做好万全的应对之策。台湾的台积电(TSMC)因美国市场销售额超过总体的60%,可以说选择了美国。但韩国企业把中国不仅视为单纯的加工基地,而是视为巨大的消费市场,因此困难很大。最重要的是需要在中国以外建立生产据点、分阶段降低中国比重的战略。在维持中国这一据点的同时,在其他国家构建替代生产据点的"中国+1战略"较为可取。
-也有观点认为,今后世界经济格局将转为以区域集团为中心。
△随着构建以本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的压力加大,主要经济区域的地区主义将抬头。也就是说,区域集团化现象将加速。美国和欧洲如此,中国也将打出"一带一路"政策,朝着以中华圈为中心的方向前进。日本则早已着力于对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投资。日本以在东盟开拓未来为名,采取教育、文化一并进入的方式构建供应链。韩国也不得不与之抗衡,在东欧或墨西哥、东盟等地建立地区据点,制造业空心化的忧虑将随之升高。
-如果以区域供应链为主运转,对韩国不是不利吗?
△其他竞争国以自身所在区域为跳板,进军其他区域。它们有能确保稳定收益的自有区域。但韩国没有这样的区域。企业恐怕会相当吃力。在多个地区设立据点,成本负担也不轻。最重要的是,在分散供应链的过程中,应聚焦于强化复原力(resilience)和柔性(flexibility)。既要通过地区本地化提高供应链的市场响应能力,也需要通过强化国内制造能力构建创新平台。归根结底,分阶段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把东盟设定为基本供应链的方向较为可取。
-在供应链重组过程中,什么最重要?
△首先需要像美国那样切实确保后方型据点的努力。要提升协作企业的复原力、使其具备柔性,从而分散风险。此外,韩国的出口市场也要多元化。过度押注中国,考虑到今后的贸易摩擦反而可能危险。今后若经济衰退拉长,最终就是成本之争。未来2至3年价格竞争将极为激烈。企业最大的难题是在重组供应链的同时控制成本。谁能更好地解决成本问题,决定了后疫情时代的胜负。
-您认为后疫情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是供应链的复原力和柔性。具体而言,需要通过零部件标准化及通用化,确保紧急情况下零部件之间的可替代性。还需要为核心零部件选定多家供应商,并使这些企业在地理上分散。若只有单一供应商,则应开发替代品或确保替代生产据点。
-因COVID-19事态,各国正展开激烈的企业招商战。
△美国早已为回流(reshoring)推出破格的法人税下调政策以吸引企业。中国通过"制造2025"推进构建自我完整性的红色供应链战略,日本也在今年初推出了后疫情政策。这是把本国置于中心、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并打造有利方向供应链的战略。随着COVID-19加剧地区间矛盾,预计促进制造业回归本国的回流政策将更加强势。
-美国很早就积极推行回流政策。
△美国从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时期就引入"回流倡议"并取得成果。每年有500家企业回归,由此创造的岗位就达80万个。围绕生产管理和供应链中何为理想产业的讨论也十分活跃。迎来数字时代,认为与其留在中国或印度、不如与硅谷构建协作关系的主张很多。就像耐克在墨西哥建厂那样,"近岸外包(near-shoring)"也是一种方案。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声称要实现半导体自给自足,归根结底也是要让外国企业进入美国。就三星集团而言,若要维持晶圆代工(半导体委托生产)业务,想必会面临进入美国的压力。三星集团和LG不也是因特朗普政府的进口限制措施(保障措施)而不得不进入美国吗。
-很多人指出韩国缺乏回流的诱导政策。
△必须推出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政策。附带诸多限制条件的既有方式已不再有效。仅以日本为例,甚至会支援企业从中国迁往东盟的搬迁资金。美国则大幅下调法人税,并单独运营咨询机构。韩国也应像美国的"回流中心"那样设立单独机构,努力帮助有意回归的企业。亟需由政府直接收集现场意见并据此推出政策的窗口等创新方案。
-如果说有能重新吸引企业的激励措施的话?
△企业谈得最多的是工厂选址问题。因为要吸引优秀人才,在教育和生活条件方面需要足够的诱因。首都圈管制问题也到了应前瞻性检讨的时候。正如NAVER集团数据中心引进过程中所显现的,地方自治团体应积极出面解决环境议题或地区民怨。建设大规模工厂时,不应再在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遭遇阻碍。对中小企业,则应传授技术诀窍和经营手法,并积极提供资金支持。
-也有很多人指出产业政策脱离现场、空转。
△政策部门应大胆拆除部门之间的壁垒,以作为客户的企业为中心运营组织。目前智能工厂、材料零部件产业培育、制造业复兴等政策各有不同主管部门,混乱程度可见一斑。运营良好的企业会把客户置于中心,调动公司资源朝一个方向行动。若要倾听现场声音并制定解决方案,就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因此有必要设立统合机构。
-在供应链重组过程中,政府该做什么?
△在渡过疫情危机方面,政府的作用很重要。特别是防疫过程中诞生的诊断试剂盒和"得来速"检测,可以视为民官合作取得成果的成功案例。政府与民间的角色在初期得到很好的梳理,并向民间赋予了大量权限和自主权,这值得关注。最初获得紧急使用批准的公司中也有中小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信任其能力并鼓励它们施展作为。营造让民间企业尽情奔跑的氛围,不仅在防疫领域,在所有政策中都可用作有效的牌。现在正是大胆破除管制、支持企业活动的时候。正因为凭"K防疫"提升了国家品牌,当下才是让韩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绝佳机会。
/论说委员 郑相范 ssang@sedaily.com
He is…1966年生于首尔,毕业于庆熙高中和延世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学获经营学硕士学位,在印第安纳大学获经营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延世大学商南经营院副院长、亚太决策学会会长等。现任延世大学经营学院教授,并担任韩国采购调达学会副会长、韩国物流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