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5 | 이철균 기자

[黎明]现金“堤坝高度”决定企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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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车(GM)是美国制造业的象征之一。但这样的GM也未能越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巨浪。它获得了134亿美元公共资金支援,5年后实现民营化。美国政府在此过程中蒙受了112亿美元的损失。这或许是为救活美国代表性企业而作的选择,但问题在于GM此后的作为。GM从2015年起的4年间,仅用于回购自家股票就花掉了106亿美元。而当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后,它解雇了1.4万名员工,还提出将从外部筹集45亿美元不足资金的计划。这就是股东资本主义天堂——美国经济的真面目。

难道只有GM如此吗?案例多得数不完。世界最大航空企业美国波音公司,在新冠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后,于3月向政府和金融机构请求600亿美元资金支援。这意味着一家到2018年连续21年盈利的企业也出现了资金紧张。表面上是新冠疫情的余波。看看背后,还能发现其他因素。据称,将波音21年间的当期净利润做简单算术加总,累计达746亿美元。可即便如此仍没有钱。也就是说花得太多。只看几项数据,实情便已显现。1997年波音的负债为250亿美元,到2018年负债增至1169亿美元。在负债增加近5倍的同时,波音的自有资本骤减。为什么呢?波音在回购自家股票上花了巨额资金。10年(2010~2019年)间的自家股票回购规模达434亿美元。由于大部分回购股票被注销,自有资本随之缩水。分红率也高达20%。比起在账上积累资金,它更侧重扩大股东利益。钱包空了,危机来时便难以避免破产。

打着股东资本主义旗号的激进主义基金,隔一段时间就会攻击韩国的代表性企业。它们摆出扩大经营透明度、提高股东价值的目的,实际内容却是“不要把钱留在公司,要通过扩大分红、回购并注销自家股票来推高股价”。当然,激进主义基金的主张中也有可以接受的内容。激进主义基金在韩国资本市场上确实充分扮演了“鲶鱼”的角色。

但有时也越过了底线。埃利奥特管理公司在2015年公开表示已取得Samsung C&T7.12%的持股。它提出多项要求,其中包括要求Samsung Electronics进行30万亿韩元的特别分红。埃利奥特在2018年买入现代汽车集团3家公司10亿美元的持股后,同样要求8.3万亿韩元(现代汽车)的分红。不知是否达成了预期“成果”,埃利奥特留下无数话题后,于2016年3月撤离Samsung C&T,2019年12月撤离现代汽车集团。

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埃利奥特留下的波澜却很大。韩国国民年金引入了尽责管理守则,围绕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等大企业持有的现金性资产,政界与市民团体隔一段时间就提出质疑。甚至出现了“因为只积累不投资,所以应该征税”的主张。“现金性资产是未来准备金”的解释也行不通。双方一直平行前行。

新冠疫情也提供了准确看清此类争论的机会。因为反复分红和回购自家股票的全球企业被逼到破产边缘,而筑起了留存收益“堤坝”的韩国国内大企业仍在坚持。数据也说明这一点。1998年Samsung Electronics的负债为17.2万亿韩元,资本总额为5.8万亿韩元。20年后的2018年,负债增加约5倍(91.6万亿韩元),而资本总额(247.7万亿韩元)扩大了40倍以上。曾遭埃利奥特攻击的现代汽车情况也类似。

美国表示将向企业投入高达5000亿美元的资金,但附加了条件:禁止回购自家股票和分红……。英国也不例外。汇丰银行在英国央行(BOE)要求减少分红的压力下,74年历史上首次取消分红。危机将股东资本主义的内里暴露无遗。 fusioncj@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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