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4 | 송영규 기자

[时评] 公益市民团体的品格与国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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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去年9月在国会上指出,要求日方向日本强制征用受害者支付赔偿金的韩国大法院判决,与国际法解释原则并不相符。并强调,依据韩日请求权协定,须通过国际仲裁先确定这一问题,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原以为会反对的强制征用受害者们,反而高声表示“那才是正确答案”。受害者们真正想要的不是遥遥无期的“打击日本”,而是“正当的补偿”。他们厉声指出,在日本支付赔偿金已不可能的现实下,无限期地施压日本,只对部分律师的政治鲜明度和拉拢支持势力有帮助。受害者们坦率地诉苦说,自己被四处拉来拉去,还要自付个人费用,却什么也得不到。

日军慰安妇受害者李容洙老人的讯息也是如此。即不要再试图利用受害者,而应按最初目的诚实地运营公益团体。为帮助受害者而设立的团体,就去帮助受害者;若不是如此,而是想从事政治行为,那就去成立政治团体。前正义记忆连带代表尹美香将慰安妇老人问题公开化、此前积累了多大功绩,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要查验的是她是否利用这一点满足私利私欲。更进一步,讯息中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思:韩日关系的正确方向是和解与交流,而不是愤怒与怨恨的扩大再生产。

这也关系到所有公益市民团体的名誉。团体的功归功、过归过地评价即可。这也与捐款国民的知情权直接相关。受害者站了出来,国民也站了出来,而被质疑者却大谈前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遭受压制的事例,公开强辩相关疑惑不当。尽管如此,各妇女团体仍联合起来支持尹前代表。

国会议员候选人的遴选与审核过程的问题也暴露出来。目前提出的众多具体疑点中,相当一部分已建立在众所周知的事实之上,而执政党却把她排在比例代表第7位,送进了国会。执政党本应参照因增值财产过程中涉嫌逃税而被迅速除名的当选者梁静淑来处理此事,却一味观察舆论风向、沉默不语。

这也向我们所有人提出了时代性的危机感。经历去年的曹国事态与如今的尹美香事态,执政势力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就是公开庇护自己阵营的人。声称要改革的人失去了正当性,只积累起权力的傲慢,而自净功能却无法运作。4·15大选也出现了选举不公的疑惑,却没有进行像样的调查或报道。

仿佛整体嘲笑政界一般,有良知的国民之声在YouTube和Facebook上泛滥。对市民自由的渴望今天仍在与威权主义势力抗争。有市民在江南站举行反对选举不公的黑衣示威;也有执行委员长的良心宣言,称其明知曹国一家加入的私募基金是典型的权力型经济犯罪却保持沉默,因而举报了自己的“娘家”参与连带。还有文化体育观光部一名局长因在社交网络服务(SNS)上发表批评反日与亲北政策的文章而被免职后的揭露。仁宪高中响起的高三学生关于“部分教师政治偏向性言论”的主张,同样是为自由的呼喊。

在21世纪,自称要抓住保守亲日怪物的执政势力,如今该反思自己是否正变成更大的怪物了。要守护常识与自由,要让我们的社会走出伪善与虚假的泥沼,还需要多少普通市民走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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