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4 | 변재현 기자

韩国产业人力公团理事长金东万“仅靠政治工程无法打开社会对话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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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话题谈到“社会对话”,韩国产业人力公团理事长金东万都显得为难。金理事长曾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2009年任韩国劳总副委员长,2015年9·13劳资政大妥协时任韩国劳总委员长,代表劳动界主导社会对话。

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的日子恰好是21日,正是“为克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危机的劳资政代表会议”召开的次日。

“如果采访是在两天前,可说的话就多得多了。劳资双方在具体条款上能互换什么,我也一直在思考……”

金理事长对大妥协的设想始终谨言。不过他表示:“这次一点式社会对话也可能让人失望”,“如果过于政治工程化就解不开,应在制度改善方面综合推进。”

本次社会对话中,民主劳总22年来首次参与,围绕是在正式社会对话机构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之内还是之外进行,也存在诸多分歧。金理事长建议,由于利害关系尖锐,一旦触及弹性工时制、最低工资等具有争议性的细节,协商就可能陷入僵局,因此应从大框架下的综合性制度改善开始分阶段推进。以下是问答内容。

-“为克服COVID-19危机的劳资政代表会议”已经启动。

△上月在总理主持下于官邸,前韩国劳总委员长李龙得、金主荣,前民主劳总委员长段炳浩、李秀浩等劳动界元老聚在一起交谈。大家都认同,因COVID-19当前是严峻时期,正是劳资政应该共同商议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时我们不是吃过大苦头吗。

只是韩国劳总与民主劳总立场不同。无论在经社劳委之内还是之外,社会对话都必须进行,这是事实,但各自有组织性立场。前民主劳总委员长权永吉说过,带着悬案让民主劳总甚至召开代表大会、经过进入经社劳委的程序再来做,是很难的。韩国劳总每逢国家困难时期都进入社会对话框架,最终协商劳动界分担痛苦,所以立场又不一样。在劳资政委内外何处进行,也有面子问题。

-预计劳资双方会提出哪些要求?

△劳动界会要求维持雇佣,那么财界就会提出劳动灵活性等弹性工时制单位期间、选择性工时制结算期间的扩大,或今后抑制工资上涨等。

-抑制工资上涨,劳动界不是可以让步吗?

△如果过于政治工程化地接近,就解不开。财界若政治工程式地要求让工资、最低工资委员会即将召开就让涨幅,这样对协商没有帮助。

我认为应该综合推进能兼顾弱势群体的制度改善。2009年劳资民政紧急对策会议时,也是从雇佣保险制度改善开始讨论的。这次两大劳总的主张似乎相似。如果雇佣保险适用范围扩大到特殊形态劳动者,呼吸空间会更大一些。伤病津贴制度的引入也值得讨论。至于配送等平台劳动从业者,政府应从原则上对其劳动者属性作出定义并予以承认。目前劳资政代表会议正在进行,说得太具体不合适。

-此前实现劳资政大妥协的都是北欧国家、荷兰这样的小国。社会对话真能解决重大悬案吗?

△我们的社会信任太不足。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也应考虑时机、有所取舍集中,但COVID-19事态一开始就抛出了(如降低法人税之类的)要求事项。我也小心地向经总建议参考政府和国会的动向。这次劳资政代表会议在总论上谈还行,进入具体条款就不轻松。而且时间上也有压力。COVID-19跟金融危机、中东呼吸综合征相比,不是超过这两者的局面吗。

-您认为在哪些方面超过?

△COVID-19目前主要冲击服务行业,但这是全球性问题。我国靠出口谋生,能好过吗。据韩国劳动社会研究院数据,4月就业人数为2650万人,比2月的2752万人减少102万人。两个月内减少的就业人数,多于外汇危机时两个月(92万人)、全球金融危机时六个月(25万人)。虽然政府在支援,但社会不均衡会有加剧的一面。冲击集中在女性、青年、简单劳务人员和脆弱阶层。

-外汇危机时您在金融工会。结构调整不是集中在金融圈吗?回想那时,似乎形成了一种认识:搞社会对话劳动界就吃亏。

△当时真是拼了性命。解雇是理所当然的,那是讨论要裁掉百分之几的年代。劳资政委员会第二次协议时,在裁员解雇法、派遣法立法讨论之前,民主劳总退出了劳资政委。韩国劳总则认为即使不达成协议也会被解雇,因此把重点放在通过谈判减少人数上。金融方面的解雇比率从37%开始谈,减到了32%。谈判的痛苦实在太大。清理不良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等,IMF的要求我国全都照办了。马来西亚一条建议都没听,却也生存下来了。

今年民主劳总22年来参与了社会对话。尽管强硬的下属组织很多,民主劳总还是自信地出面推动社会对话,所以我认为是有希望的。去总理室之前,民主劳总的产业别工会也有一两个人打电话说:“希望这次(社会对话)能成。”大概是因为以服务业为中心,当事人自己也有困难的地方吧。

-劳动界要求维持全体雇佣,但企业困难时不是需要灵活化吗?在企业面临倒闭的危机中需要质的升级,很难说绝对不行。

△现在搞结构调整很难。在支援航空等基干产业时,不是也要求维持90%的雇佣吗。可以讨论至少维持到今年年底雇佣的方案,或者按“一点式”的说法在时间上作出限定。在财政投入企业支援的情况下,媒体不是一直在就国家债务提出批评吗。希望企业方面也有所回应。做到那个程度才会有答案。不这样做,劳动界也难以接受方案。

其实该让步的东西大致都摆出来了,只是给猫脖子挂铃铛实在很难。劳资双方的要求事项会很多,但想全部达成协议就难了。只能名副其实地集中在为克服COVID-19的一点式劳资政大妥协上。

-如果要对谈判姿态提些建议?

△两大劳总22年来好不容易坐上社会对话的桌子。全泰壹烈士的母亲李小仙女士生前多次劝告说:“要团结成一个。你们受压迫,就是因为没有成为一个。劳动界如果团结成一个,力量就会倍增,能够贯彻劳动者的立场。”

其实民主劳总委员长金明焕说过要进经社劳委却没能进去,这说明民主劳总对政府的不信任很深。但既然以人数称为第一劳总,就必然有社会责任。难道只有企业才有社会责任(CSR)吗。

我认为民主劳总也是带着责任感走上社会对话的。韩国劳总同样,为克服COVID-19,尽管在经社劳委之外存在组织性不满,仍参与了社会对话。我认为会顺利。希望能以好的结果给因新冠而艰难的国民带来希望。

/整理=边在贤记者 humbleness@sedaily.com 摄影=成亨柱记者

He is...

△1959年生于庆南马山 △1978年马山商高(现马山龙马高) △1978年进入韩一银行 △韩一银行工会争议部长 △2000年全国金融产业工会常任副委员长 △2006年金融工会委员长、韩国劳总副委员长 △2008年中央劳动委员会审判委员 △2011年韩国国民年金基金运用委员会委员 △2014年韩国劳总委员长 △2017年~ 韩国产业人力公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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