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3 | 이현호 기자

[探查S]都是国民血税……国库损失最多的政府部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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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土交通部的A部门未能查出韩国土地住宅公社在B新城开发项目中就公共开发宅地与C地方公营企业签订不当议价合同一事。在此过程中,民间联合体通过将商铺等以低价分售给关联公司的特惠手段获取数十亿韩元利益,给平民住房支援事业造成巨额国库损失。韩国监查院要求对全部相关人员进行惩戒问责。

#E国防部下属直辖部队F合同负责人明知参与军队战略物资获取项目的G股份公司为资质不达标的防务企业,却无视这一点签订了项目合同。因交付不良零部件,导致投入数百亿韩元开发费的H武器项目中断,引发社会争议。韩国监查院判断此举严重影响军队战力建设,通报要求对相关公务员采取人事处理。

如上所述,中央政府部门在国策项目过程中因负责公务员越轨而造成巨额国库损失的违法行为层出不穷。

因脱法与不当业务处理,最近4年国库损失最多的机构是被称为“国家财政库房看守人”、并列四大权力机关之一的韩国国税厅。其少征了充实国库的税收、放任逃税,造成了最多的国库损失。这正是税务当局被指“睁眼瞎”的原因。公平课税是通过实现国家均衡财政和解决阶层间两极化来推进经济民主化与公正社会的最重点国政课题,而专责此事的韩国国税厅未能切实履行其职责。在国库损失2267亿3300万韩元(200起)中,韩国国税厅所占比例为68.9%(1555亿9900万韩元·200起),居首位。惩戒问责、人事通报、举报等违法行为也查处15起(25人),位列第三。

韩国监查院有关人士表示:“韩国国税厅虽为副部长级,但在韩国监查院内由最多部门负责,是发挥中枢作用的机构”,“负责国家库房的税务当局所属公务员的不当业务处理必然直接导致国家损失,最近4年的审计结果完全暴露了这一点,令人遗憾”。

对于此类指摘,韩国国税厅有关人士表示:“这是对税收征收过程中少征部分的指摘金额,与作为支出机构的其他部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指摘金额进行简单比较并排名并不妥当”,“2018年韩国国税厅征收的税收为283万亿韩元,被韩国监查院指摘少征的税额为375亿韩元,今后将努力做到更加严格准确的课税”。

继韩国国税厅之后国库损失较多的机构依次为韩国国土交通部(308亿2300万韩元·13起)、韩国雇佣劳动部(144亿5400万韩元·3起)、韩国环境部(55亿7300万韩元·4起)、国防部(47亿5200万韩元·7起)、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39亿1900万韩元·1起)、韩国海洋水产部(31亿8800万韩元·3起)、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30亿7200万韩元·6起)、行政中心复合城市建设厅(10亿1700万韩元·1起)等。除国防部和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外,其余都是推进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国策项目、执行大量预算的机构。这些机构的不正之风不仅造成国库损失,还因在社会和产业整体中发生的不当业务处理带来经济损失,威胁国家经济发展,令人不得不忧虑。

参与连带有关人士指出:“最优先需要的是营造要求公职人员具备强烈伦理意识的社会氛围和转变组织文化,但腐败一旦放任便会滋长,对公务员的越轨行为严惩以示警戒刻不容缓”。

在韩国监查院对政府部门的审计中,受到重惩处最多的是查处25起的国防部和防卫事业厅。其后依次为文化体育观光部(22起)、韩国国税厅(18起)、韩国国土交通部(15起)、韩国保健福祉部(11起)、韩国企划财政部(10起)、韩国关税厅(9起)、Public Procurement Service(8起)、教育部(7起)、检察厅·外交通商部(6起)、韩国雇佣劳动部(5起)等。韩国监查院在48个中央部门整体查处199起(339人),采取了惩戒问责、人事通报、举报等措施。

统管国民安全保障的国防部和防卫事业厅重惩处最多,这一点令人忧虑。尤其是与尖端武器项目相关的违法业务处理较多。此类行为必然导致国防战力空白。特别是与军内警戒值勤和军纪松懈不同,作为国防战力根基的尖端武器项目过程中的违法、不当业务处理最终会造成国家安全漏洞,因此有人指出亟需制定对策。军人权中心一位人士直言:“只要切实根除防务腐败或军需采购腐败,现有国防战力就能进一步提升”,“正如文在寅总统所指出的,防务相关腐败正是反国家行为,这样的警觉意识和组织风气必须尽快在军内扎根”。

也有韩国监查院要求移交检方调查、惩处违法行为的处分。有趣的是,实际负责调查公务员腐败的检察厅反而最多。全部7起(21人)中,检察厅占6起(20人),一枝独秀。其余为韩国关税厅1起(1人)。检察厅是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四大权力机关之一,正因如此,才有人指出其强大权限反被负责公务员用于自身安危的违法用途。而且作为掌管法律的机构,实际上明知违法仍为之,难以避免批评。

整体来看,属于重惩处的处分要求为惩戒问责(114起)、人事通报(44起)、举报(7起)等。若加上金钱赔偿(200起),相当于年均查处约100起重大违法行为。因业务处理不实而要求整改的措施为3504起,年均查处876起。明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辛栗指出:“公职社会的违法、不当行为大多源于凭主观判断随意处理业务”,“此外受到不正请托的情形也屡见不鲜,公职人员的越轨最终必然导致巨额国库损失,即便从确立公职社会纪律的层面出发也应予严惩”。/调查企划组=李贤浩记者 hhlee@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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