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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Pandemic)是在3月11日。两个月过去,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也在逐一显现。全球因新冠冲击导致的“停摆”余波,经济活动与经济心理大幅萎缩,正陷入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例会上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和韩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0%、-1.2%。如果韩国经济出现负增长,这将是1998年外汇危机时录得-5.1%以来的首次。
变化并不只发生在经济领域。新冠大流行正在改变政治、社会、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的一切。甚至有一种颇具说服力的主张认为,今后地球村将被划分为新冠之前(BC: Before Corona)与之后(AC: After Corona)。特别是,新冠疫情给人类抛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鸿沟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新课题。
对此,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了首尔科学技术大学IT政策研究生院数字文化政策专业教授李光锡。李教授是在技术、社会、文化相互交叉的接点上保持批判性关注,并从事研究与写作的代表性少壮派学者。
——随着IT技术的发展等,对国家或民营企业可能“老大哥”化的担忧日益加剧。也有人指出,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化或市民社会共识等设置适当的制动装置。
△在新冠疫情局面下,东亚部分国家以保护国民生命为名义,借助尖端技术收集个人信息或追踪个人的行为,很容易获得正当理由。就我们而言,为了“防疫模范国家”的名声,加之在尚无疫苗的现实下,虽未至“老大哥”的到来,但随着以“生活防疫”应对的传染病长期化,我认为政府很容易陷入引入更强力监视装置的欲望,例如追踪感染者行动轨迹、引入被称为“安心手环”的身体监视装置等。
我们社会最近完成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并正在谋求强化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ommission的地位。此外,围绕社会敏感技术的引入,也存在专家群体与市民社会“技术影响评价”等共识机制。问题在于,与这些形式性制度和共识架构的存在无关,它们并未发挥应有作用,且大体上受私营企业逻辑左右。要让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或市民共识机构真正发挥功能,尽管困难,但在信息人权保护与民间数据利用之间不断寻找平衡至关重要。
——民营企业,特别是IT领先企业正在进行广泛的信息收集和算法分析。在此过程中是否存在信息被滥用或过度收集信息而产生的问题?您也指出,个人以提供位置信息、购买模式、行动轨迹等为代价获得各种服务,却未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当前“大数据”局面下,用户的“非结构化”数据,即情绪、情感、位置、偏好、生物信息等被实时、不断、无差别地通过平台收集并进行算法智能分析,数据本身成为现代信息资本主义的“原油”和新的生产力源泉——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众所周知,我们的个人信息滥用问题比世界任何地方都严重,尤其韩国社会被认为是继美国之后全球大规模数据泄露及滥用第二多的国家。在数据社会局面中有趣的一点是,与其说个人在接受数据服务时未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不如说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大多数人非常顺从地把自己的数据交给互联网企业,即便知道它们被滥用,也在某种程度上默许,甚至轻易放弃数据权利。
大多数用户只要能获得便利或乐趣,为了使用平台服务,便不去守护自己的个人信息,而是主动选择成为交出自身信息的平台企业的协作者。我认为,这正是人们容易感到国家侵犯市民信息人权如“老大哥”般暴力,而对私营企业侵犯个人信息则大多相对宽容的原因。
——您提到,国家汇集并分析民营企业在私人领域获取的信息,这类案例日益多样化。有哪些代表性案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相对强度如何?
△其一,从历史上看,正如爱德华·斯诺登内部揭露所显示的,可以举出奥巴马前总统时期国家安全局(NSA)的“棱镜”(PRISM)计划。曾有情况被披露:NSA通过电子网络和航空无人机等运行的名为“空气处理器”(Air Handler)的无线网络,并在谷歌、苹果、微软、Facebook、雅虎等大型科技公司的协助下,无差别地收集和监视民间数据。
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也被认为是在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帮助下管理线上信用数据的全民数据库体系。在新冠疫情局面下,中国政府为管理居住在湖北省的多达6000万人口,在微信等互联网企业的帮助下,按绿、黄、红的手机管理码对居民的新冠确诊暴露风险程度加以区分,严格管控其居住移动自由。
看来我们尚未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如此程度的官民联合体系化管控系统。不过根据国内防疫法,在传染病灾难状态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可以合法、广泛地强制收集并利用感染者乃至疑似感染者、疑似接触者、自我隔离者的信用卡使用明细、诊疗记录、闭路电视记录、手机记录、详细位置信息等。
据说目前防疫部门在技术上已开发出联通电信公司、信用卡公司、警方系统的感染者位置信息掌握系统,甚至具备在数分钟内掌握确诊者行动轨迹的分析能力。大流行结束回归日常之后,官民联合数据分析与位置追踪系统的整合体制命运如何,令人好奇。
——您提到,在传染病扩散等例外情况下,例如有国家安全或生命安全等名义时,不得不在获取或利用个人信息等方面牺牲隐私。但即便如此,关于适当程度的指南或个人人权保护等原则似乎也应当得到遵守。
△由于传染病扩散这一例外状态,部分威权国家的统治者正获得对市民实施暴政与监视的名义。一旦保护国民生命与安全的逻辑成为维持社会的绝对命题,即便某些装置和制度的引入具有侵犯人权之嫌,也很容易出现默许或视其为必要之恶的情况。
就我们而言,相较于初期确诊(疑似)者信息滥用等混乱,所幸目前防疫部门已制定了个人信息处理相关的最低指南。但我认为,在大流行状况下,应以更明确的方式具体制定并公布能够获得市民共鸣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
例如,就我们而言,许多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但至少需要有在传染病状况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明确规定:发布传染病灾难特别措施或命令时明示其范围和时限并尽快终止;准确、透明公开确诊者与死亡者等感染统计信息;在明示感染信息收集目的限制的同时,坚持个人信息收集与利用的“最小化”原则;不公开或泄露感染(疑似)者的敏感个人识别信息;感染危机结束时彻底销毁个人信息;引入具有较大普遍人权侵犯之嫌的监视技术时,应在包含隐私或信息人权专家的相关监督机构安全准则之下有限使用等。
——您指出,国家监视体系或技术监视案例存在相互参照机制并彼此学习的倾向,且不断强化,因此与威权国家系统结合会令人担忧。您举了中国借鉴韩国互联网实名制而引入社交媒体本人确认制的案例。您还担忧,在各国政治、社会系统中落地时,可能变成更为恶化的形态。
△在尚无疫苗的世界,就技术监视而言,对其他国家防疫成功模式或技术“先例”的相互参照与学习可能更为活跃。香港自治政府比韩国更早对所有入境者强制要求佩戴电子手环并使用智能手机位置追踪应用。我们则参照这一做法,针对自我隔离者中的脱离者制作并适用了名为“安心手环”的身体追踪装置。
意大利、法国等尽管存在侵犯基本权利之嫌,仍学习我们有效防疫的先例,积极探索利用智能手机位置信息掌握感染者行动轨迹的方式。技术监视当然会因各国政治民主的成熟度、技术基础设施水平、各国防疫的社会变量等不同而产生不同效果。
我认为,当我们成功的防疫追踪技术先例被带到他国市民那里时,在某些国家,由于其落后的政治文化,该监视技术可能成为束缚市民信息人权的沉重镣铐。例如,从历史上看,中国参照了我们如今已消失的“互联网实名制”(有限本人确认制),但这可以看作是以更为恶化的方式被重建的技术先例。
——随着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取得成效,获得海外媒体好评,也赢得了我国国民的信任。由此有预测认为,在后新冠时代,不仅是我们,各国政府的监视与管控作用都会进一步加速。实际上,传统上重视个人自由的欧洲国家也出现了推出追踪确诊者应用等效仿韩国案例的动向。
虽然也有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但以新冠疫情为契机,今后公共或民间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利用范围似乎可能进一步扩大。政府的作用似乎也会更大。但“强政府”可能引发滥用权力和民主危机等争议。国家监视与管控(以及民营企业的信息收集与利用)似乎可能侵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
△为在后新冠时代提振国内经济,政府依托“非接触·数字SOC”的“韩国版新政”事业轮廓正陆续显现。政府将其核心之一定为讨论个人信息的无差别放松管制,包括促进企业利用市民个人医疗记录等敏感隐私信息。
传染病灾难反而给我们的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广泛收集与利用个人信息的名义与欲望。在新冠扩散局面中,从生命安全的大义自然而然地转向经济复兴的国家逻辑,非常时期临时适用的隐私敏感技术很有可能作为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基础设施固着下来。
技术与法律制度不同,一旦在一个社会扎根,只要没有由此引发重大物理事故,就会渗入日常并成为人造“环境”,具有事后难以改变的属性。尽管我们的信息人权侵犯程度比任何国家都严重,但市民的技术批判或抵抗却很薄弱,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不可见的权力属性。我们社会在崇拜增长的同时获得了高度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而与之相称的技术民主主义价值的确保努力,却总被排在后位。
那么,至少“数字新政”的推进方向不应走向损害和恶化信息人权状况的一边。我认为,应把技术的方向重新调整为能够在社会层面凝聚并团结众多因物理距离而受伤的市民。
/调查策划组=金正坤记者 mckids@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