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31日,国会本馆7层议案科挤满了执政党国会议员的助理人员。原因是共同民主党在第21届总选前将议政活动纳入现任议员的公荐标准,导致法案提案一次性涌现。这一天是法案提案业绩评价的截止日。当天一天,国会共受理185件法案(含在野党提案3件)。据国会事务处数据,10月最后一周的立法提案高达483件。相比9月一个月内每周平均仅百余件议员立法,多出约4倍。10月最后一周提案最多的议员是三连任的李春锡议员,共提出26件。这里面藏着虚数。26项法案中有18项是将公共机构高管和特殊职公务员的当然退职规定与《国家公务员法》统一起来,只是法律名称不同,修正案内容完全相同。第20届国会的“立法王”、民生党议员黄柱洪提出了200多件主张在各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设立“玻璃天花板委员会”的“玻璃天花板法”,令周围人震惊。这就是所谓的复制粘贴式“复粘法”。
将于本月29日闭幕的第20届国会在立法方面创下了纪录“丰收”。据国会议案信息系统,截至第20届国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的20日,4年间提出的立法共24114件。其中除政府提交法案外,议员立法为23020件,占提案总数的95.4%。提案法案的绝对数量和议员立法比重均为历史最高。
议员立法增加本身不能一概而论地加以指责。这可视为代议制民主的体现,也是国会层面对立法需求的积极回应。但关于法案注水过度的批评不绝于耳。曾任韩国立法学会会长的建国大学法学院教授洪完植指出:“由于在公荐标准和市民团体的议政活动评价中,法案提案件数等成为主要标准,导致立法质量被置于次要位置、只重绝对数量的副作用”,“如今国会自身已几乎无法筛选、无法辨别优劣。”
为增加法案数量的花招和变通手段五花八门。从把被废弃法案再生的重复法案,到只把“各其”简单改成“各自”的“易懂法(易于理解的法律)”,再到议员之间互相帮对方提案的互助式法案。包含免税、减免规定的《租税特例限制法》堪称类似、重复法案的温床。第20届国会共提出621件,无人能及。原因另有所在。这既是减税的施惠性法案,且免税、减免条款多达300余项,便于逐条拆分立法。只改数字就能迅速生产法案。例如提高所得、税额抵扣率和限额,或延长日落期限。一位成功连任的首都圈议员助理表示:“这类法案如果下决心做,制作时间不到1小时。”
事态发展至此,国会事务总长柳仁泰去年11月在国会运营委员会上直言:“不像法律的法律太多了。多达两万几千件,这说得过去吗?”就此而言,易懂法只要朝野政界有意愿,随时可以一揽子修订。去年8月,国会议长文喜相要求各常任委员会将法律中晦涩的用语改为易懂表述,环境劳动委员会于今年2月以委员长提案的形式一揽子修订了该委员会所管67部法律。
那么海外的立法动向如何?我国的议员立法件数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过多。据韩国法制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主要国家立法程序与现况》报告,作为议会民主制发源地的英国议会,议员立法提案年均103件(第55届,2010~2015年基准),不到我国国会的5%。德国与英国大体相当。两国议员人数比我国多出2倍以上,也仅是这一水平。美国国会一个会期(2年)的提案件数在1万件左右,与我国国会相近。但需考虑到美国允许议员单人提案,且与我国相比参众两院议员人数为1.7倍、人口为6倍。韩国法制研究院副研究委员洪成敏指出:“要阻断立法通胀与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首先应减少或取消议政活动的定量评价。”
相较于法案的大量涌现,实际成为法律的通过率偏低也被视为问题。第15届国会时议员立法通过率为40%,到第20届国会骤降至12.7%,为历史最低。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从法律稳定性和连续性角度看,频繁修订或制定新法并非必然可取,应警惕立法万能主义。实际上美国国会的法案通过率不足10%。特别是美国国会在常任委员会层面自行筛除废弃80%的法案,仅对剩余约20%集中审查,这与“大批法案搁置→大批因任期届满自动废弃”反复出现的我国国会大不相同。
比法案泛滥更大的问题是法案审查的粗疏与草率。据法律消费者联盟公开的第20届国会常任委员会运营实态调查现况,24个法案审查小组委员会在4年间(2016.5~2019.12)共召开634次会议,会议时间合计1758小时13分。以4年累计议案数43453件(含结转)相除,每件法案的审查时间仅2分42秒。如此一来,低质量管制立法批量产生的副作用无法避免。
政府立法需经相关部门协商、规制改革委员会审查、国务会议议决等细密的事前审议和广泛的意见征集,而议员立法则只需10名以上议员签名即可提出。在此情况下,国会若在缺乏充分研究和讨论的情况下推进立法,很可能以政治标准草率通过法案。粗疏的过度立法的副作用完全转嫁为国民和企业的负担,这一点不言而喻。代表性例子包括把免税店特许期限从10年缩短为5年、引发过度投资和就业不安的《关税法》(免税店法),以及限制消费者便利的《移动通信终端装置流通结构改善法》(终端补贴法)等。今年初通过国会的“禁止Tada法”至今仍有争议,综合房地产税强化法案在执政阵营内部也出现修改论。甚至还盛行“承包立法”——政府为规避事前规制审查和其他部门的反对而拟好法案,请议员代为提出。国会的立法万能主义与部门的行政便利主义相结合,政府与议员串通的变通做法究竟有多少无法确认,这也令人担忧。
专家指出,在不侵害立法权的范围内,应摒弃立法业绩主义,并制定保障立法质量的制度性支撑。曾任韩国规制学会会长的汉阳大学行政学系教授金泰润强调:“我国并非落后国家,是否需要以法律滥设新规范和新制度令人质疑”,“如果方向是给国民带来新负担、强化处罚或限制竞争,就必须极为慎重地处理。”他就议员立法指出:“如果像政府立法那样接受事前规制审查会构成侵害立法权而难以实行,那么至少需要附加规制成本报告书这样的最低限度制衡装置。”通过率高并不等于“干活的国会”。因为草率、粗疏的处理也能拉高定量指标。国会需要干活,但“真正干得好的国会”更为重要。/权九灿 高级记者 chans@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