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0 | 김정곤 기자

[探查S]“国家监视体系日益强化…须同时确立人权保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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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国以保护国民生命为名,轻易获得了收集或追踪个人信息的理由。但即便在传染病情形下,也应确立更为明确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

首尔科学技术大学IT政策研究生院教授李光锡19日表示:“就我国而言,虽然尚未到‘老大哥’降临的程度,但从对感染者行动轨迹的追踪以及被称为‘安心手环’的人体监视装置等可以看出,政府很容易陷入引入更强力监视装置的欲望之中。”

李教授指出,韩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已逾十年,在引入敏感技术时还有专家群体与市民社会进行“技术影响评价”的共识机制,但至今仍未真正落地。他强调:“要切实保护个人信息,最重要的是在信息人权与数据利用之间找到平衡点。”

李教授就传染病发生等特殊情况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提出如下建议:△发动灾难特别措施或命令时,应明示其范围与期限,并尽早终止;△准确、透明地公开确诊者与死亡者等感染统计;△明示感染信息收集的目的限制,坚持个人信息收集与利用的最小化原则;△不公开或泄露感染(疑似)者的敏感个人识别信息;△感染危机结束时彻底销毁个人信息;△引入可能严重侵害普遍人权的监视技术时,应在包含隐私或信息人权专家的相关监督机构的安全指针下有限度地使用。

问题在于,新冠大流行后各国对个人信息的获取与利用进一步强化,民营企业所掌握的个人信息的利用将会更多。事实上,国家汇集并分析民营企业在私人领域获取的信息的案例并不少。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运营的“棱镜”(PRISM)项目与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即为代表。NSA被查出通过电子网络及航空无人机等运作的名为Air Handler的无线网络,并在谷歌、苹果、微软、Facebook等的配合下无差别地收集和监视民间数据,由此引发争议。中国则以从微信等本土互联网企业获得的信息,为湖北省居民的新冠确诊暴露风险程度分别标注绿、黄、红智能手机管理码,严格控制居住与移动的自由。

李教授表示:“我们似乎尚未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如此程度的官民联合体系化控制系统”,“但从防疫部门所展现的新冠确诊者行动轨迹掌握与信息收集能力来看,今后回到日常生活时会怎样,令人好奇。”

李教授尤其指出,民营企业,特别是谷歌、苹果、亚马逊、Facebook等信息技术(IT)领先企业进行广泛的信息收集与算法分析,由此可能出现信息被误用、滥用的问题,但个人却未认识到其严重性。他说:“使用者的非结构化数据,即情绪、情感、位置、偏好、生物信息等,正被实时无差别地通过平台收集,并由人工智能进行分析”,“但使用者为了使用服务,选择成为自愿交出信息的协作者。”这也是人们觉得国家侵犯个人隐私如“老大哥”一般暴力,而对民营企业相对宽容的原因。

对于政府为在后疫情时代培育“非接触·数字社会间接资本(SOC)”项目而讨论大幅放宽医疗记录等个人信息监管一事,李教授也持批评立场。他指出:“在(新冠等)非常时期临时适用的隐私敏感技术,附着为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可能性增大了”,“因为技术与法律制度不同,一旦引入社会,只要没有重大物理事故,就会渗入日常并成为人工‘环境’,具有事后难以改变的属性。”他接着强调:“在获得高度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同时,也需要付出与之相称的强化信息人权与确保技术民主价值的努力。” /调查策划组=金正坤记者 mckids@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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