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认为迄今已夺走8万余名美国人生命的大流行病能够跨越深刻的党派分裂鸿沟,那首先应该看看相关数据。数据显示,比起共和党支持者,民主党人更能理解疫情的严重性,也更好地遵守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指南。对手机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上届大选中特朗普占优的县的居民,即便在疫情之下,其出行量也高于把票投给希拉里·克林顿的县的选民。
这些数据引出一个疑问:为何在本人健康可能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许多人仍表现出强烈的党派性,以至于不愿听取医疗专家的建议?然而在党派性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的是广泛存在的不信任。
在审视当前状况的迈克尔·林德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美国人之间广泛存在的不信任的“真实面貌”。他在《新阶级战争》(The New Class War)一书中如此解释西部地区居民排斥政府机构的原因:“表面上呈现的议题并不是议题。真正的议题是权力。社会权力存在于政府、经济与文化三个领域。社会权力的三个领域分别是阶级冲突的各个现场。”
林德主张,理解今日美国的最佳方式,是透过随着支配三个领域的“特殊阶层”迅速崛起而愈发尖锐化的阶级冲突这一透镜来观察。这三个领域的领导者几乎全是拥有学士以上学历的城市出身专业人士。这些条件使他们与其余美国人明显区分开来。全体美国人中大学毕业者仅占36%,拥有硕士以上学位者仅为13%。尽管如此,三个领域的领导层仍由“具备资格的特殊阶层”填满。
许多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尤其是地方居民,对新精英怀有深深的疏离感。因为他们相信,特殊阶层总是高喊国家整体利益,但其实际执行的政策大多只服务于统治阶层的利益。过去数十年间,统治阶层日益富裕,而其余群体的生活却落在后面。从这一视角看,贸易与移民对大学毕业、在跨国企业工作的专业人士大有帮助,而蓝领工人反而受害。
由此,体力劳动者抵制那些反复强调全球化与技术变革不可避免、必须予以接受的“专家们”。因为这与他们所经历的生活体验并不一致。
就通过这一棱镜来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想象一下,你是卡车司机、建筑工地工人、石油钻井设备技师等靠双手谋生的体力劳动者,却像其他3600万美国人一样,因封锁措施一夜之间失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医疗专家、学界人士、专业官僚和媒体人竞相上电视,不厌其烦地说明必须封锁经济的理由,换言之,说明必须让劳动者维持失业状态的必要性。他们主张“公共卫生”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然而,提出这些主张的专业精英无一例外都拥有稳固的工作,并维持着疫情之前的生活水平。大流行反而提高了对他们的需求。“专家们”自认为在做重要的事。相反,失业的劳动者则饱受自责之苦,觉得自己是连家人生计都无法保障的无价值之人。理解他们为何对专家抱有怀疑,真有那么难吗?
新冠疫情造就的裂缝是阶层间差距。劳工统计局(BLS)去年编制并公开了关于美国国内员工“工作弹性”的报告。报告显示,收入前25%的人中有60%可以随时居家办公。与此相对,收入后25%的人中能够居家办公的劳动者比重不足10%。
福奇博士表示,他理解维持社交距离指南“不便”这一点。但对许多人而言,专家提出的指南不只是不便,而是摧毁了他们的生活本身。并非所有体力劳动者都支持特朗普。但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居家办公都是一种奢侈。
无论居住在美国还是其他地区,没有人敢说自己知道在新冠疫情方面美国应朝哪个方向走才是正确的。甚至连福奇博士在被问及是否应允许学生返校时也说,“无法轻易回答,我没有对此的答案”,“围绕开学的情况因地区而呈现相当大的差异”。他接着强调,“经济不属于我的职责范围,我只就公共卫生而非经济提出建议”。他承认自身专业性局限于特定领域,这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同样应承认,在作出艰难决定之前有必要听取多样的声音。处于决策位置的领导者必须具备一种共情能力,既涵盖因新冠疫情面临生命威胁的人,也涵盖因这可怕疾病而日常生活与生计一同崩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