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景信 高丽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教授、社团法人Open Net执行理事
我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对利用互联网提供信息或服务、且资产规模超过特定标准的经营者强制要求申报,并以是否维持登记为武器由国家对其加以控制的国家。这一附加通信事业者申报制,与网络实名制一样,限制了互联网的自由。
互联网在交换人类思想与信息的通信领域,以最大化私人领域从而争取公共性的社会发展模式为根基,而国家对向众多人在线提供应用或内容这一行为本身进行管理,会带来各种副作用。
此外,上周国会科学技术信息通信委员会突然通过了一项法案,将构成附加通信事业者在线服务物理核心的“数据中心”指定为负有制定广播通信灾难管理基本计划义务的设施。条文中写作“依据国家信息化基本法第23条之三的数据中心”,而国家信息化基本法将其定义为“为提供信息通信服务,将多个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集聚于一定空间进行统合运营、管理的设施”。
对于利用作为公共财的公共电波以及道路上下的管道和电线杆开展业务的广播通信事业者,让其承担相应的公共责任是理所当然的。在灾难时,按照广播通信功能性公共性的比例,仅限适用于地面波电视广播事业者、综合编成频道、新闻专门频道,以及达到特定规模(用户数10万以上或线路50万以上)的基干通信事业者。
然而数据中心本身既不是广播也不是通信,它本身只是信息的保管场所。用过去的说法,就像书架、书库一样。为了保持互联网的多样性,自己的信息如何保管,应当留在使用互联网的个人和企业可自行决定的私人领域。
学校、医院、公司,甚至家庭,都可以为保管自己的数据而设立数据中心。强制这些主体全部制定灾难管理计划并进行公共控制,可能与应基于多样性实现的互联网发展相背离,还存在国家监视的风险。
对于保管“他人个人信息”的经营者,可以设置保护该信息的特别监管。因为个人信息的丢失可能给信息主体的生命、健康及自由带来重大风险。但这类监管在信息通信网法中已经存在。
此次的数据中心法,即使在不保管他人个人信息的情况下,甚至在保管并非个人信息的信息的情况下也同样适用。这与原本的设计初衷——把灾难时必须传递救人性命的宝贵信息这一紧迫需求的负担,交给平时使用相关公共财的经营者——是相违背的。
特别是数据中心与互联网的发展无法分割。事实上数据中心指的就是IDC,即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是由客户端服务器模式构成的通信体系。也就是说,把信息放到服务器上,客户端发出请求并获取,通信由此完成。而大量服务器集中的地方就是数据中心。那么,要求数据中心事先提交安全管理计划,给人的感觉就是附加通信事业者许可制的开端。
科技部在13日的解释中以数据中心故障事例为由,但故障不仅会发生在数据中心,任何设备都可能发生。我所任职的学校的服务器、电影院的售票服务器,都可能发生故障。
如果对其施加与影响全国数百万、数千万人信息传递的基干通信事业者或广播事业者同等水平的义务,那么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政治经济发展将变得不可能。互联网在物理上只是计算机的连接体,但它改变了民主主义的形态。
无权无势的个人也拥有了强大的传播手段。“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首个能够真正实现表达自由的媒介”这句话正是由此而来。恰恰是为了争取这种公共性,有些监管是不应该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