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而如履薄冰。表面上看,似已摆脱疫情初期的极度混乱,融资稍有喘息空间,但企业业绩恶化与信用评级下调带来的市场不安依然存在。韩国金融学会会长辛星焕8日强调:“政府在支援基干产业的过程中,不应拖住企业后腿或给企业挂上沉重的沙袋”,“应给予企业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使其具备重生能力。”身为弘益大学经营学系教授的辛会长还就政府推进的“韩国版新政”表示:“放任的财政支出可能导致国家信誉下降和外汇资金外流”,“应把重点放在提高我国经济的生产率上。”记者与辛会长面谈,听取了他对剧烈波动的金融市场及政府对策实效性等问题的看法。
-有说法认为,资金市场因当局放水已度过最糟糕的局面。
△资金市场似乎成功摆脱了紧缩局面。但资金两极化现象反而会加剧。不错的公司即使获得首轮支援摆脱信用紧缩,脆弱企业的处境却毫无改变。从这一点看,政府的金融市场对策只能算部分成功。在未能全面改善资金市场的情况下,只是取得了让信用评级尚可的公司免于流动性危机的成果。信用状况不佳或相对困难的企业只能继续承受流动性压力。
-一线对支援规模和速度多有不满。
△仅就资金支援规模而言,难说比国外差很多。考虑到美国与我国的经济规模即是如此。不过,对小微工商户的支援规模确实小于美国,相对不足。美国事先为通过中央银行介入市场做了准备,我国却没有。中央银行支援个别企业或产业的过程中,存在修改韩国银行法等诸多障碍。因此耗时更久,围绕由谁负责供给流动性,部门之间也出现了不协调之声。
―把COVID-19事态与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相比如何?
△既有更艰难之处,也有有利之处。事实上金融危机时政府可做的事情相当多。利率还有一定下调空间,量化宽松余力也充足。但现在政府可发挥的作用不多。利率已降到极低,过去十多年负债也大幅增加。尽管如此,政府以快速决策投放资金,阻止实体危机向金融市场转移,这一点值得肯定。
-基干产业稳定基金即将全面启动。
△现在如同天灾,必须防止对就业和实体经济影响巨大的基干产业崩塌。不过,政府以何种形式支援流动性,其细节非常重要。要构建这样的支援结构:即使疫情结束,企业也能有充分时间做准备。企业已因疫情背负相当多负债、财务结构恶化,如同挂着沉重沙袋前行。政府应以部分资本形式支援,使沙袋不至过重,同时不要急躁,要给企业充分的恢复期。绝不能出现不去强健企业的双腿,反而加重沙袋致其瘫倒的情形。
-企业担心政府干预经营。
△若政府只持有优先股而非普通股,就无法行使表决权,因此无需担心经营干预。政府自身也要摆脱行使表决权或直接介入经营的诱惑。不过,企业也应事先同意抑制过度分红并维持就业。此后企业恢复正常,政府高价卖出投入的资本退出,岂不是两全其美?
-也有很多声音要求韩国银行发挥积极作用。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边界日益模糊,韩国银行最终也只能像美国联邦储备制度(Fed·美联储)那样行动。比起直接购买特定公司债,更可行的方式是买入市场上的公司债,或在承担信用风险向市场供给资金时由政府提供支付保证。不过,中央银行印钞向特定企业提供资金的方式并不可取。政府应在中间提供保证或代为承担责任。就此而言,新任金融货币委员们今后将经历极为艰难的时期。既要妥善应对非传统货币政策的要求,有时也需要前瞻性的决策。应更多倾听市场声音。虽然传统上属禁忌,但中央银行印钞从政府购买国债的“负债货币化”也值得慎重研究。
-有人认为应借此机会同步推进企业结构调整。
△现在的状况很不适合同时推进流动性危机化解与结构调整。先解决流动性问题,之后如有必要再考虑产业层面的结构调整,才是正确顺序。若现在连结构调整一起推进,一切很可能纠缠不清。产业层面的结构调整理所当然会成为下一阶段的核心问题。不过,政府人为强推并不可取。我认为政府应先在空白状态下支援基干产业等,然后带着结构调整蓝图去着手。
-如同过去以“创业热潮”渡过外汇危机,这次也有很多扩大对创新企业资金供给的方案被提及。
△那正是产业政策的盲点。如果政府只停留在从供给方推出创新企业并给予资金支援的想法上,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市场一言以蔽之由需求和供给构成。没有比市场更能准确辨别企业优劣之处。政府要做的是打造多样通道,使优秀企业能够走向海外或开发技术实力。
-本届政府成立后,针对个人投资者的金融事故格外频发。
△应当说金融当局未尽其责。监管不能一味放松,也不能一味强化。需要从消费者保护和金融市场稳定的角度慎重着手。本来专注这些课题都不够,当局的注意力却分散到产业政策等方面,反而扩大了祸端。仅以Lime资产运用暂停赎回事态为例,放松私募基金监管时,是出于激活风险资本这一产业政策考量,而非消费者保护。结果出了漏洞。当局不掌握市场上正在发生什么,出了问题才姗姗介入,这种事不能再有。
-有何培育健全资本市场的方案?
△资本市场要发展,参与者即政策当局、金融公司与金融消费者之间必须建立信任。为此,金融当局尤其需要率先着手恢复信任。应以面向未来的监管为重点与金融公司沟通,并向消费者传递关于投资者责任原则的明确信息。如今当局也应摆脱与金融公司的敌对关系,把力量集中于降低风险。
-房地产市场也正被贷款监管收紧。
△全球范围内,像我国这样让稳健性监管具有强制力的国家并不多见。发达国家充其量是建议层面,银行出于稳健性自愿遵守。违反也只承受些许不利。像我国这样由当局直接监管民间金融公司一举一动,是非常强压且落后的方式。监管形态也是二分法的。按地区和价格决定并限制贷款比率的监管毫无道理。应从二分法监管转向多维监管,并大胆交由银行自主决定。
-政府正在推进“韩国版新政”。
△与美国不同,我国若在推进新政过程中财政赤字扩大,国家信誉就会出问题,外汇资金外流,可能被吸入相当困难的局面。就此而言,如何使用有限资源极为重要。在投入巨额财政的新政推进过程中,必须考虑优先顺序。虽说要结合数字技术,但以道路或老旧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新政,从长期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提高我国经济生产率,值得思考。现在正是应以日本因错误财政政策经历“失去的十年”为教训的时候。
-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中,财政的有效作用是什么?
△政府执行资金时,应把重点放在民间能否承接并维持其效果上。若在疫情平息后动用财政,应集中于提升生产率和破除监管,以提高增长潜力。即便创造同样的岗位,教育或安全领域更为重要。后疫情时代,唯有培育软实力才能维持国家竞争力。
-今后政策当局应重视的事项是什么?
△现在与金融相关的政策有效性几近耗尽。利率已降到极低,即便如此投资或消费也难以增加。从现在起,财政政策的细节极为重要。围绕如何使用有限财源,必须经过大量验证和研究。若不细致研究具体事项,在现场出现偏差,不仅政府意图无法实现,反而产生反效果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
/论说委员 郑相范 ssang@sedaily.com
He is…1963年生于首尔,毕业于永登浦高中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后在美国MIT经营学院获得经营学硕士与财务管理博士学位。曾任韩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委员、世界银行金融政策室高级财务专员,历任韩国金融委员会市场效率化委员会委员、韩国金融研究院院长等职。现任弘益大学经营学系教授,并担任世界经济论坛(WEF)长期投资委员会专门委员及基金运用评价团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