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全球范围内低增长、低利率格局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令经济冲击全面显现,中央银行的作用日益增大。有观点提出,韩国银行也应摆脱公开市场操作等向市场供给流动性的传统方式,针对实体经济问题推行积极的货币政策。我们梳理了韩国银行面临的三大课题。
◇购买公司债、商业票据(CP),并讨论修法
韩国银行此前一直通过购买国债和政府担保债券或购买回购协议债券(RP)的方式,向金融机构等市场供给流动性。但自新冠疫情以来,市场上不断出现要求韩国银行直接购买公司债的主张。
韩国银行行长李柱烈上月9日在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后就此提到:“美国政府以弥补联邦储备制度(Fed)下属特殊目的公司(SPV)损失的方式购买公司债、商业票据(CP),这种做法较为可取。”不过,要推进该方案,政府的信用增强和国会的同意是必不可少的。
韩国银行正与韩国企划财政部就此进行讨论。第五次紧急经济会议之后,仅确定了低信用等级公司债纳入收购对象,以及政策金融机构与韩国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大框架。
若韩国银行直接向SPV贷款,风险将随所购债券的信用状况而变化。韩国银行高层人士表示:“如果不通过产业银行等政策金融机构,而由韩国银行直接出面,就不得不对所购债券的种类逐一介入,SPV运营的自主性可能会下降。”
根据现行韩国银行法第68条,韩国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对象证券限于“可自由流通且发行条件已完全履行”的证券。也就是说,限制购买国债和政府担保债券以外的公司债或CP。对此,部分金融货币委员也提出应修改韩国银行法。一位委员表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证券的范围被限定性地规定,可能成为制约今后政策顺利制定和执行的因素”,“需要进行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整备”。
◇确保货币政策独立性
确保金融货币委员会所议决的货币政策方向的独立性,也是韩国银行的课题。由7人组成的金融货币委员会,除当然职的韩国银行行长李柱烈和副行长尹勉植之外,其余由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金融委员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全国银行联合会会长各推荐1人,由总统任命。这也是有人指出该结构无法摆脱青瓦台和政府影响的原因。
对上月新任命的金融货币委员,也有不少评价认为是亲政府倾向的人士。韩国银行工会上月17日还发表了“请青瓦台重新遴选金融货币委员”的声明。工会强调:“对于金融货币委员的人选,青瓦台公正的人事制度是否发挥了作用令人怀疑”,“希望以不透明的密室政治决定金融货币委员不是青瓦台的现状”。
由企划财政部推荐的赵允济委员曾在参与政府时期担任总统秘书室经济辅佐官,与现政府渊源颇深,甚至被称为文在寅总统的经济导师。赵委员在第19届总统选举时担任文在寅候选人智库“政策空间国民成长”所长,以对文总统的政策理念作出贡献而闻名。因此有评价认为,赵委员的立场基本上很可能与政府协调一致,政府的理念可能通过赵委员影响货币政策。
由韩国金融委员会推荐的朱尚永委员也被视为接近政府一方的人士。朱委员是具有代表性的收入主导增长论者,曾任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研究委员、政府革新管理评估团委员,现担任企划财政部中长期战略委员会和国民经济咨询会议委员。预计朱委员也将追随政府的政策基调。
◇不断下降的货币乘数与利率政策效果
利用利率的传统货币政策效果日益减弱,也是韩国银行的烦恼。2010年为24.26倍的货币乘数,2015年降至18.08倍,今年2月更降至15.4倍。
货币乘数是指代表市场总货币量的广义货币(M2)除以韩国银行供给的基础货币所得的数值。货币乘数下降意味着即使韩国银行放水,各经济主体也只是持有现金而不用于消费和投资,信用创造随之放缓。
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除以M2得出的货币流通速度去年也为0.68,为2002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2月底,国内银行的活期存款周转率也降至17.1次,比去年底的20.3次下降了3.2次。存款周转率显示企业或个人将存入银行的钱提取使用的频率。
随着传统货币政策效果变得不确定,新任金融货币委员也在就任辞中提到运用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可能性。新任委员徐英京曾提到:“过去难以想象的0%区间利率、韩国式量化宽松、对证券公司直接贷款等已经实施,今后为了向民间顺畅供给流动性,还应研究追加的政策方案”,“即使跨过金融市场冲击,经济低迷和就业不安长期化的可能性也很高,前所未有的货币政策或将成为‘新常态’”。
/白珠妍记者 nice89@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