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经济上的战时状态”——文在寅总统的形势判断是准确的。而为了守住现有岗位、挽救不断熄火的景气、向数字经济迈进,应把韩国版新政作为国家项目加以推进,这一处方也是对的。
问题在于,想要不流血就打赢战争。无论总统如何呼吁,都不存在既不失去一个岗位、又能让所有企业复活的妙招。正如防疫部门事先确定了最后时刻按何种标准供给人工呼吸机一样,战时经济的指挥部也必须冷静判断有限的战略物资如何分配、应把兵力集中在哪场战斗上,并果断行动。正如我们所经历的,决定战争胜败的核心变量是指挥部明确的目标、周密的计划,以及国民对此的理解与配合。要像总统所期望的那样,“如同在防疫上开辟新路引领世界,在克服经济危机上也开辟新路”,仅像别人那样大把撒钱是不够的。与他们不同,我们必须明确表明引领新冠肺炎(COVID-19)事态之后展开的数字时代的意志,并推出把韩国建设成更安全、更具创新性、更加融合的社会的社会改革方案。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国民响应。上世纪1930年代美国的新政虽然也有为紧急救助和景气复苏进行的财政投资,但核心是开启新时代的革命性制度改革一揽子方案。若没有新政的经济改革和劳动改革、对福利与教育的投资,也就没有今天的美国。21世纪的韩国版新政如果只有企业支援和就业项目,却没有要成为数字时代引领国的未来愿景与制度改革,那也不过是辞藻喧嚣的一时景气刺激政策。
我们才真有可能生活在与新冠疫情之前截然不同的世界。因为在打这场新冠战争的过程中,我们摆脱了发达国家情结、与西方对比时的自我贬低,以及追赶发达国家(快速追随者)的强迫症。而且,我们通过制定K防疫的标准,也拥有了作为保健医疗引领国(先行者)的自豪感。这种变化在奉俊昊导演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时就已显露征兆。他不是仅仅追赶电影发达国家的规则,而是在树立新标准的同时获奖。在韩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BTS的全球热潮,以及我国体育培养出的孙兴慜和柳贤振的成就中,也能看到这样的征兆。新冠之后韩国的地位有可能转变为引领国,也与这场战争的性质有关。新冠战争如同全世界经历了一场突击面试。在所有国家总动员国家能力的这场战争中,我们率先开辟了新路。
现在在产业与劳动、福利与教育方面也要寻找新路。全民就业保险保障的构想是一个好的起点。此外,还希望研究大幅降低教育与培训门槛的方案。考虑到病毒与数字时代预计出现的大规模职业变动,完善就业安全网与教育培训制度应是最优先事项。要大幅降低门槛,使人们离开学校后也能随时获得所需的教育和培训。在线教育的普及与人工智能(AI)教育技术的发展,正在打破正规教育与职业培训、学校教育与课外教育之间的界限。应将其进一步体系化,建立能够促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教育培训体系。
更大的难题是劳动改革。随着居家办公及在线业务流程的普及,工业化时代按年功排序的工资体系、人事制度以及只盯着加薪的劳资关系也迎来了危机。尤其工资改革如同使被扭曲的雇佣惯例和劳动市场双重结构恢复正常的关键支点(问题的核心)。只有革新非正规职与平台劳动的过度增加、大中小企业间过大的工资差距、30多岁女性的职业中断与50岁出头的名誉退休这种不正常的劳动市场,才能实现向数字经济的转型与社会融合。政府应通过紧密的社会对话,构建支持企业工资与职务创新的公共数据和人才库,营造劳资政合作基础,减少转型期的矛盾与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