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引发产业界剧烈变动,失业潮忧虑加大。但有观点指出,在产业重组过程中若仅埋头于维持就业,可能在“后疫情”时代落后,因此需要包括劳动灵活化在内的积极劳动政策,如扩充就业安全网、发掘新岗位、强化职业培训与再教育等。
预计“疫情常态”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将大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国际劳工组织(ILO)预计,受疫情影响,第二季度按每周40小时计算的全球正式岗位将减少2.3亿个。全体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估计将减少6.7%。ILO评价称:“劳动市场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随着产业大转型,就业政策也不可避免要发生重大变化,但批评声称政府只忙于保住弱势群体的岗位。虽然在经济紧急状况下有必要保住岗位,但却看不到应对疫情引发的产业重组的政策。前劳资政委员会委员长金大焕强调:“即使短期内将政策重点放在维持就业上,维持现有职场与(我们所需的)结构调整是相冲突的”,“应在扩充社会安全网的同时使劳动市场灵活化,并通过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架起通向新重组产业岗位的桥梁。”
劳动灵活性也是疫情引发的“回流(海外工厂迁回本国)”最核心的要素。美国不仅在共和党特朗普政府时期,在民主党奥巴马前政府时期也着力扩大劳动市场灵活性,吸引了超过3000家企业回归。仅2018年回归的企业就有1389家,估计新增14万5000个岗位。
配合新重组的产业完善岗位培育体系也是政府面临的课题。特别是疫情加速了正在成为现实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岗位的世界”势必大为改观。远程医疗、视频授课与会议等即将普及,生物、教育行业及一般企业的工作空间与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一点显而易见。
对此,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KISTEP)还在医疗、教育、交通、物流等8个领域提出了25项有前景的技术。职业能力开发院社会政策支援中心长潘嘉云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物理世界的原子(atom)与网络世界的比特(bit)之间的完全连接,(受疫情影响)速度正进一步加快”,“为契合新工作场所的要求,人才标准和教育也必须改变。” /金相勋记者 ksh25th@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