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04 | 송영규 기자

[海外专栏]大流行太重要,不能只交给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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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对依靠不成熟的想法和直觉、随意抛出疫情应对方案和治疗方法的特朗普总统既不满又不安。他们想要的解决办法很明确:遵循科学。站在特朗普对立面的政治人物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实际上已确定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乔·拜登要求"遵循科学,倾听专家的意见"。加州州长加文·纽森也在推特上宣布"正如此前一样,加州今后也将以科学为指引"。共和党籍的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同样公开表示"将在科学家和医疗人员的建议下应对新冠肺炎"。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结果上看,最先低估新冠病毒危险性的人正是安东尼·福奇博士。举个例子。1月26日,他断言新冠病毒"对美国不构成什么威胁","没必要无端恐慌或担忧"。几天之后,韩国保健福祉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亲自出面补充说"美国国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风险仍处于极低水平"。公平地说,阿扎尔部长只是原样传达了公共卫生实务人员的意见。

相反,与科学相去甚远的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彼得·纳瓦罗,依据公共卫生负责人所参考的同一批来自中国的数据,在1月29日警告称"新冠病毒有可能演变为让数百万美国人生命陷入危险的全面大流行",并要求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仅从结果看,非专业人士说对了,科学家的见解错了。

但这并非可以如此简单略过的问题。现实中,科学对新冠病毒这一新现象连基本的答案都无法给出。1月时,福奇博士的发言是基于初期证据作出的合理结论。然而证据变了,他的想法也变了。我们倾向于相信科学会提供决定性的答案,但事实并非如此。科学不过是提出问题、并以资料为依据彻底检验这些假设的一种问答方法(method of inquiry)。因此,一旦出现更好的新资料,就会得出更好的新结论。

确实存在某些研究领域——比如气候变化——科学家经过数十年不断研究、收集堆积如山的资料、发表经同行评议的论文,最终达成共识。新冠肺炎完全不同。它是仅在4个月前才出现的新现象,对此完全没有确定性的研究结果。

上周,出现了关于这场大流行的值得关注的发言。比尔·盖茨4月14日在西雅图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主题演讲中,集中谈到了"我们尚不知道的若干核心问题"。要妥善应对新冠肺炎,首要之务是弄清这些核心问题的答案。举例来说:年轻人为何呈现不易感染新冠肺炎的倾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决定何时、在何种条件下开学会有很大帮助。

再看其他重要问题:哪些活动会提高感染风险?是什么活动?气候是否影响病毒传播?不要忘记,我们至今连显示病毒感染率与扩散速度、或致死率的准确数字都没有。

在封国和经济重启的过程中,全世界的科学家正以猛烈的势头收集资料。这是值得欢迎的事。我们应使用这样收集到的资料,来修正或推翻对这场大流行的看法。

此外,我们也应乐于接受非正统的方法。赛普拉斯半导体创始人兼CEO T.J.罗杰斯通过对自己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何时实施城市封锁对降低新冠肺炎死亡率并无明显影响。

虽然是略显粗糙的预测模型,但仍有调查的价值。按他得出的结论,新冠肺炎死亡率与人口密度的相关性比与城市封锁时点的相关性高出9倍。采用罗杰斯的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密度高、公共交通系统复杂的纽约,比迟迟才实施城市封锁的佛罗里达出现了多得多的累计确诊病例和更高的死亡率。

在制定危机应对政策时,首先聚焦于事前预防计划、并假设最坏情况来制定对策虽然合乎道理,但伴随"事前预防原则"而来的成本也不容忽视。在预期新冠肺炎患者将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医院尽管仍有充足余力,却取消了对非急诊患者的手术,拒绝治疗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结果导致部分患者病情恶化。

在成本(cost)与收益(benefit)之间取得平衡并非只适用于医疗领域的原则。若将全国汽车行驶速度降至每小时35英里,显然能挽救人命,但由此造成的费用损失也不容忽视。无论如何,都应尝试在费用与收益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由于唐纳德·特朗普极度的无知,我们想把整个国家交给福奇博士。但那是错误的反应。我们需要的是不仅综合科学,还综合经济与政治、伦理与规定等所有领域的信息作出选择、并对结果负责的领导者。

正如不能把左右国运的战争完全交给将军们一样,也不应把与战争同等重要的抗疫之战完全交给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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