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N号房事件”的后续对策,强化IT(信息通信)平台运营商预防措施义务的法案接连出台,引发担忧之声。有观点指出,网络性暴力犯罪主要发生在不受韩国国内监管的Telegram、Discord等外国平台上,此举等于把火烧到了不相干的地方。
在韩国互联网企业协会(会长韩星淑)近期举办的讨论会上,与会者就N号房防治法是否为防止事态再次发生的妥当对策展开了讨论。目前国会已提出多项通过性暴力犯罪处罚法、信息通信网法等,强制互联网服务运营商采取技术性预防措施的法案。政府也于23日发布了包含强化互联网运营商技术措施与责任内容的“数字性犯罪根除对策”。
与会讨论者普遍对向信息通信服务提供者(ISP)或在线服务提供者(OSP)施加技术措施义务的部分提出了质疑。OSP是涵盖ISP的用语,两者概念范围虽不同,但在韩国国内法中被用来统称从网络硬盘、P2P网站等特殊运营商到NAVER集团、Kakao集团这类互联网服务运营商。
庆熙大学教授崔敏植表示:“部分法案允许受害者向运营商索赔,这是把仅仅为流通提供中介、完全未察觉犯罪的运营商当作正犯对待的危险逻辑”,“此外,采用端到端加密技术的通讯软件无法查看对话内容,无法适用过滤技术,这是强制履行不可能义务的法案。”他指出,为采取预防措施必须实时监控用户的全部对话,“过滤”现实上不可能,且极有可能侵犯通信秘密。
江原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郑镇根表示:“特殊OSP是对已上传到网络硬盘的作品进行过滤,但若将其扩大到ISP,就等于要求过滤‘正在流动’的信息”,“这在互联网上究竟可行吗?”他主张这可能损害互联网自由这一大原则,认为不能把著作权法上适用于网络硬盘等OSP的责任限制规定简单扩大适用于ISP。郑教授说:“仅仅因为提供了可以上传内容的‘场所’就成为犯罪者”,“应把ISP视为防止再次发生N号房事件的协助者,并规定其应在哪些方面提供协助。”
也有发言认为,原因应从刑事司法的失败而非平台中寻找。律师具泰彦表示:“N号房事件是违反实定法的犯罪案件”,“以行政秩序应对刑事司法系统的失败、进而监管运营商,是不对症的处方。”具律师接着指出,包括N号房事件在内的儿童·青少年性剥削案件并未被列入通信秘密保护法上可实施监听的对象犯罪。具律师说:“侦查机关无法接近犯罪现场”,“应在完善刑事诉讼法上数字证据能力的同时,允许经合法程序的监听。”
目前执政党与在野党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已就优先处理N号房事件相关法案达成一致。29日国会全体会议通过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犯罪收益隐匿的规制及处罚等相关法律修正案等。此后仅单纯持有非法性影像物也可受到处罚,未成年人拟制强奸的基准年龄由13岁提高至16岁。 /吴智贤记者 ohjh@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