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上,或在人群聚集的繁华街区,盯着手机屏幕的场景早已司空见惯。与此同时,担心是否有人正用手机偷拍的不安,也是一种熟悉的情绪。随着智能手机普及,任何地方都能拍照录像,违背被拍者意愿的非法拍摄也完全可能发生。所谓“电报群N号房”事件引发全民公愤,人们对性剥削视频和非法拍摄物的警惕日益提高。非法拍摄适用《性暴力犯罪处罚特例法》,但究竟何种行为属于非法拍摄,判断界限却较为模糊。
在此背景下,近来在非法拍摄指控的审判中,下级法院判无罪的案件被韩国大法院以有罪意旨撤销发回的情形不断出现。本月初,对于“从非法拍摄现行犯嫌疑人处任意提交所得手机不具证据能力、因而据此认定的指控无罪”的判决,韩国大法院予以发回。此前今年2月,对一名被控偷拍醉酒入睡女性裸体的男性宣告无罪的案件,也被韩国大法院撤销。这使人难以回避“承办审判的法官性别敏感度亟待改善”的批评。
韩国大法院第三部(主审闵裕淑大法官)本月作出的宣判中,有一项判决意旨为:侦查机关在逮捕现行犯时任意提交所得物品可以无令状扣押。依既有韩国大法院判例,此种情形无需事后取得令状,且承认其证据能力。这就是《刑事诉讼法》第218条明确规定的“无令状扣押搜查”。但二审法院在一起利用手机的非法拍摄案件中对该判例提出了异议。
朴某于2018年5月在京畿道高阳市一地铁站自动扶梯上,用手机拍摄前方女性裙内时被作为现行犯抓获。同年3月,他还在地铁内用手机偷拍女性裙内,共涉嫌11次擅自拍摄他人身体。
一审判定有罪,但二审法院不认可警方以任意提交方式从朴某处扣押的手机中的照片和视频作为证据,作出了部分无罪判决。议政府地方法院刑事一部(吴元赞、朴世晃、高俊弘法官)表示:“依《刑事诉讼法》,未在48小时内取得事后令状,故不能承认手机的证据能力。”并补充称:“即便被逮捕人有任意提交的陈述,或事后提交了任意提交书,也应视为受到有权申请羁押令状乃至追加扣押、搜查令状的优越地位侦查机关影响所致。”
这一挑战韩国大法院判例的二审判决,在上告审中再次被撤销发回。上告审法院指出:“依法理,在现行犯逮捕现场,即便是任意提交的物品也不能扣押、必须取得事后令状——原审的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属于对相关法理的错误理解”。
法院特别认定,朴某一方并未就手机提交的任意性等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却依职权否定其任意性并认定无罪,此举有误。法院表示:“在依职权作出此项判断之前,应当进行追加证据调查,或者促请检察官就任意性举证,进一步加以审理。”
与非法拍摄有关的案件在韩国大法院被撤销发回的还有一起。今年2月,韩国大法院第一部(主审权纯一大法官)撤销了原审对一名被控偷拍醉酒入睡女性照片的60多岁男性李某宣告无罪的判决。李某被控于2017年用手机相机拍摄受害女性下半身等照片2张。他是受害人经营的娱乐场所的常客,以偿还欠账为由将受害人带到自己家中并偷拍了照片。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2年。仅判缓刑本已可被指为宽纵,但二审法院议政府地方法院刑事一部(吴元赞、朴世晃、高俊弘法官)却对李某宣告无罪。二审法院判称:“被告人在对话中自然地提到了照片的存在,甚至主动发送给受害人”,“从受害人回信表示同意的意旨来看,难以认定其具有违背受害人意愿的故意”。法院甚至表示,不能排除受害人因醉酒而不记得自己曾同意拍摄的可能性。
当然,韩国大法院的判断有所不同。韩国大法院法院对原审判决指出:“仅凭没有合理根据的怀疑,就认定本案公诉事实缺乏犯罪证明”,“认定有罪所需的心证程度,并不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怀疑”。法院认定,从通讯软件对话看,受害人显然并不知道被拍摄,且从所拍照片看,受害人也并不处于可以同意拍摄的状态。
虽然韩国大法院尚未作出最终判断,但还有一起引人关注的案件:偷拍穿紧身裤女性的男性在二审被判无罪。被告人C某被控利用手机相机拍摄功能,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穿着紧身裤的受害人臀部等下半身拍摄了约8秒视频。
一审判定有罪,但二审以“拍摄的是通常进入人们视野的部位”为由宣告C某无罪,理由是紧身裤已被作为日常服装使用。法院表示:“受害人直接暴露于外部的身体部位仅有颈部以上、双手,以及紧身裤下缘与运动鞋之间的脚踝部分”,“难以断定属于可能引起性羞耻感的身体部位”。二审法院还在判决书中一并刊载了擅自拍摄的紧身裤照片,引发争议。
然而现实是,拍摄穿紧身裤女性的照片以所谓“注意后方”之名频频被上传至各类网络社区。因此,以女性界为中心曾对该判决强烈反弹。这正是韩国大法院的判断备受关注的原因。 /记者 朴俊浩 violator@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