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比作敌人、把自己比作战时总统时,“大政府”的回归就已开始。因疫情事实上全国停摆的美国,正投入3万亿美元(约3700万亿韩元)。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测算,今年财政赤字就达3.7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9%,为二战以来最高。去年为79%的联邦政府负债比率,预计今年升至101%,明年达到108%。
美国政府还干预民间。它强制通用汽车(GM)生产呼吸机、3M生产口罩。在自由与隐私至上的国家,还决定在智能手机中植入可追踪与确诊者接触人员的应用程序。
公共部门如同生物体,具有自我增殖的本能。尤其在疫情之后的世界,政府的体量将比此前更大。打破均衡财政基调、推出7500亿欧元刺激方案的德国,以及在政府负债高达237%的情况下仍决定发行58.2万亿日元国债的日本,预计也会走同样的路。
中国政府很可能如在处理香港事态以及对疫情发源地武汉的防疫过程中所显示的那样,继续压制与管控。围绕疫情责任归属,美国、欧盟(EU)、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摩擦将加剧,各国政府为降低对华依赖而推动回流(制造业回归本国)的压力预计将增大。可以说国家风险正式显现。
韩国也在走向大政府。继第一、第二次追加更正预算之后,已预告接近30万亿韩元的第三次追加预算,超过外汇危机时期的1998年。为救助基干产业,还将为40万亿韩元规模的稳定基金债券提供国家担保。外汇危机时获得168.7万亿韩元公共资金支援、2008年因政府为外币债券提供支付担保而免于破产的银行业,至今连手续费都无法自行上调;同样,今后包括航空在内的许多企业,很可能都处于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范围之下。
危机时,大政府就是答案。两次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将过度负债视为金融危机原因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也表示“战争时期没有余力去顾及财政健全性”。危机时不花钱,会招致更大的祸患。
问题在于中长期。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事实上可以无限量购买美国国债,韩国则不然。大宇集团曾因野村证券“警铃正在响”的报告而成为崩溃的起点,2008年英国《金融时报》(FT)一篇题为“下沉感(sinking feeling)”的报道曾震动整个国家。在疫情局面下,韩国也扮演了海外投资者取款机的角色。尽管可能性不大,但当他们以自己的标准提出韩国的负债问题之日,韩国金融市场可能再度动荡。
现在是一边放松财政、一边思考10年、20年后负债问题的时点。韩国老龄化速度全球最快,还背负着潜在的统一成本。去年实现的2%年增长率中,靠国家资金拉动的部分竟达1.5个百分点,青瓦台却以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自夸,令人担忧。
四天前,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强调“为克服冠状病毒所需的钱,无论用在哪里都得花”。这与对全民灾难支援金持抵触(?)态度的经济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形成对照。青瓦台与国务总理丁世均或许希望企划财政部作出这样的反应,但有一点需要知晓:经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创伤、将“绝不能再发生国家危机”的信念刻入DNA的企划财政部,与美国财政部从出身上就不同。 susopa@sedaily.com






